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考释

学术界没有专门的著作或论文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进行考释,本文试着在明代地图绘制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的地图学方法,对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地理要素进行考释,将方志地图中标记出错的地理要素重新定位,并以此来分析明代三峡地区方志地图的价值,补三峡方志舆图研究之不足。     

脑地图：电影化表意机制的空间认知阐释

电影化表意是电影运用视听艺术手段,把抽象的概念或意象转化为空间形态的过程,这是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根基.究其背后的主导机制,电影的空间化转译手段是基于人脑的空间认知图式,以类似于认知地图的原理来运作.围绕地图化空间认知问题,应首先从整体上建构电影制作流程与大脑神经系统的模组化映射机制的同构关系.进而从蒙太奇、故事线、场面调度等具体电影化手段,阐释它们如何以构建认知地图的方式,绘制不可见的心象世界.最后针对"俯瞰视点"这一电影叙事核心问题,通过西方地图的基督教传统,探究"俯瞰"作为全知认知的逻辑表征.借助中国舆图对经验视点与情感的表达,可以解释为何能用俯瞰视点展现内心世界.     

教学地图绘制及其在地理专业中的地位

从高师地理专业素质教育改革的角度 ,阐述了教学地图绘制及其技能培养的重要意义 ,详细讨论了教学地图绘制中底图选择、投影选择及转绘方法 ,并以太原师专地理系学生制作塑料泡沫立体地形图为例 ,进行具体说明     

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

以往对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只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缺乏对古籍中地图的关注，由此未能揭示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全貌;通常用于确定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年代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古籍中的地图，且对地图谱系的分析也是极为困难的;目前全国总图的史料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以及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     

清末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考述

杨守敬作为清代地理考据的殿军,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是他一生地理考据研究的重要结晶。该图历时三十余年而成,凡三十四册（组）,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全面绘制出了我国自先秦至明朝的历代地图,对清代乃至清代以前的沿革地理学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彩绘地图的艺术特征及设计转化

明清彩绘地图是中国传统地图的典型代表和精华,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记忆,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对古地图资料的梳理与分析,从构图、符号、色彩、标尺等方面对明清彩绘地图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深层次剖析了其独特艺术风格的成因,同时,基于当下创意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探讨了中国古地图文化资源设计转化的途径,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和创新发展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专题视点：17、18世纪中西地图对海洋的表现

海洋面积占据地球表面的大部分，连通着世界各大陆。在历史时期，海洋既是各大文明区之间的地理障碍，也是沟通其间的桥梁。自明末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人来到中国，将大航海时代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带给中国人，与此同时，也将中国及其周边海域的地图和地理知识传回西方。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知识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交流，而中西对海域进行的探索和地图绘制，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长卷式是中国沿海地图的一大特色，其特点是将中国的海岸线呈“一”字形绘制，用册页刊印或者绘成长卷。有以海为上、大陆为下的，目前所见以明代郑若曾《万里山沙图》为最早，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也最大；同时也有以大陆为上、以海为下的，在历史时期对当时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所附的系列地图，催生出诸多版本的地图，其中的世界地理和东半球地图，也对清代地理图籍产生广泛影响。孙靖国《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及其系列地图的版本和来源》对《海国闻见录》的版本进行了梳理，指出乾隆九年或稍后的初刻本的存在，并根据各版本的文字和地图地物的差异，推测在今日所见五个版本之外，还可能存在多个版本，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文章对摹绘、翻刻自《海国闻见录》的系列衍生地图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陈伦炯地图与地理信息的来源进行了考证，指出正是明末以来的中西地理信息交流，催生了这一影响广泛的地理图籍。 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伴随着对亚洲海域进行的测绘活动。其中，荷兰人作为17世纪的“海上的马车夫“，在近代地图史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是其商业地图的刊印出版，成为当时欧洲的中心。低地国家的制图师和地图出版商，如赫拉尔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洪迪厄斯（Hondius）家族和布劳（Blaeu）家族等，纷纷出版了多样而精美的地图、地图集和球仪。但正如丁雁南博士在《地理知识与贸易拓展：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手稿地图上的南海》中所提出的一样，商业地图上的成功并不能代表荷兰地图学的真实成就，他对新近披露的欧洲各收藏机构的一批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所绘制的以中国海域为中心的手稿海图进行了研究，指出荷兰人的地图制作活动存在一个在手稿和印刷品之间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的二元结构，认为其地图学成就有待于深入认识和进一步肯定。 　　在现代统一标准的地图学范式形成以前，世界各地的地图绘制和刊印都呈现出各区域、各机构，甚至是不同个人分别进行的态势，形成了诸多的“小传统”。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世界地理知识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之间，荷兰的手稿测绘地图与商业地图，以及中国传统的长卷式沿海地图与西方的波特兰地图之间的并行状态，都是这种地图绘制多元发展、并未整合的时代折射。     

专题视点：文明的图籍表达

主持人弁言：地图,是人们对地理的认知和反映,自古以来,其绘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只是近代以来用经纬度数据绘制的地图,其表面上的准确性将这些主观性掩盖了起来。近现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图上,充斥着对世界秩序和空间秩序的构建、对地理空间的人为划分以及对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了展现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在这些地图上绘制长城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夷一统”的思想,即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图上的很多长城并不是写实的,如大多数宋代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实际上很难确指这表达的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则体现的是他们所认为的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李孝聪教授的《试论地图上的长城》一文除了对上述这些思想进行分析之外,还对明清时期基于各种目的绘制的长城图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通常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有关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应当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但实际上,这种简单的线性“进步”并不存在。在很长时间内,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关注,也都出现于文本和地图中,因此最新的地理发现并没有取代传说和传闻中的关于黄河河源的空间概念。甚至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在文献,尤其是在地图上,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传统认知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对黄河河源的理解应当被认为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上述认知正是冯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一文的撰写主旨。这篇论文探讨了不同知识框架对唐代河源记载的影响,以及这些知识框架在现存宋代地图上的反映,展现了地图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作为史料的地图,其史料价值除了图面内容之外,更多地体现在了地图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背景的关系之中。     

绘制世界文学地图

全球化浪潮下的发生的世界文学学科所“标榜”的“世界性”一直受到挑战,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也会偶尔不知所措.文章追溯了世界地图绘制史,分析地域间最初的隔膜、语言或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偏见、强势国家自觉不自觉的霸权主义等对地图绘制的影响,并将之一一“投射”到世界文学地图的绘制中,演绎并比较了几种世界文学地图,展示各时期里世界文学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了非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者对世界文学格局的“重新定位”,最终得到以“椭圆”系统为单位、永远处在“流变”互通中的“完美”世界文学地图,将世界文学发展史映像化,以求更好地理清世界文学的发展任务和方向.     

试论地图上的长城

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展现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心目中所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对于明清两朝所绘专题性长城舆图的分析,使我们从中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从而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     

基于课程地图的毕业照主题课程设计与实施

幼儿园教师是幼儿园课程的主要建设者,幼儿园教师的课程建设能力是影响幼儿园课程质量的关键因素。课程地图是 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提升课程质量的技术方式,已在中小学和高等教育改革中展示出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对课程地图内 涵、绘制程序和应用发展以及幼儿园课程建设主要问题的系统梳理,论证课程地图应用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现实需求以及 课程地图对幼儿园教师课程建设能力的提升作用。通过课程地图应用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实践行动,例示课程地图应用在 幼儿园课程建设中的方式,实证绘制课程地图对幼儿园教师课程建设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作用。     

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

本文主要介绍甲午战争(1894-1895年)前欧洲人绘制的8幅中国钓鱼岛列岛海域的地图特点,并与中国人绘制的相关地图作比较.从地名、地图在划界中的作用,以及18世纪西欧地图绘制已产生国家疆界的意识的历史背景等人手,论证甲午战争前钓鱼岛列岛早已进入中国管辖范围内.     

“社区风险地图”堪赞

上海市首批"社区风险地图"已在杨浦新江湾城街道建德国际公寓等5个不同类型的小区绘制完成。5年内,这份由居民共同参与绘制的"社区风险地图"将覆盖本市所有社区,最终形成全市风险地图。(《文汇报》5月13日)——绘制"社区风险地图",并让每个居民了解"社区风险地图",对于强化防灾减灾意识,     

试论晚清武昌舆地学会的舆图出版及其经营特点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成立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后改称武昌舆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学会。学会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和印刷技术编制出版了七百余幅中外地图，在晚清地图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绘制出版的地图严谨、科学；用小比例尺绘制地图；地图表示和绘制方法新颖，并经过仔细审查修订；用新式烂铜版法印制地图，开铜版雕刻彩印出版小比例尺地图之先河。学会的经营特点是：集资招股编绘、印制地图不以投资为终极目的；购股者分次付清股票款项；以推广舆地学为务，厘清所筹股金的用途及作用，通过售书偿还股金和利息。     

阐释区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种语言——宁夏民国地图的谱系分类与史料价值

作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基础,民国地图的数字化工作已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铺展开来,并逐渐成为阐释区域历史地理的另一种语言。宁夏民国地图在数量和种类上都称不上丰富,然而由于民国时期宁夏地籍整理、保甲组织以及水利事业的推行,宁夏保留了大量的民国地籍图、户籍图以及河道沟渠图等地图资料,从而形成了宁夏民国地图的地域特色。保存的近万幅宁夏民国地图绘制谱系清晰,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地图测绘事业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整理与研究宁夏民国地图,可以为宁夏地方史研究提供新的史料,对当前宁夏的城乡规划亦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地图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作用

地图，是地表图形的描绘，是地理信息的浓缩和直观表达，是学习地理的重要工具。它所起到的作用，是语言、文字无法替代表达的。地理学科研究的对象，在空间上具有广泛性，需要用地图来表示地物和现象的分布特点，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概念和空间想象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教师自身的素质以及教学方式等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开辟了地图史的一种新写法和新视角,值得地图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借鉴,他提出过去地图史学者将地图学的发展与朝代的更替连在一起的做法是有误导性的,并认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单一,不足以明了中国文化中地图的含义,建议除了用科学的标准之外,还可从社会的、美学的甚至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地图学中的卓越成就.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对于中国地图学史的重建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地图学是一门实用学科,过分强调地图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会淡化地图的特征,地图史的研究不免会失去研究重点.本文利用由今推古和由古推古两种视角分析了地图流传中的"多系并存"和"精亡粗存"现象,并以地图三要素来区别古地图和山水画,建议中国地图史研究在继承原有研究内容基础上,加强古地图产生及绘制背景、与世界地图史的比较研究,重视古地图在历史地理及相关问题研究中的作用.     

“社区风险地图”堪赞

上海市首批“社区风险地图”已在杨浦新江湾城街道建德国际公寓等5个不同类型的小区绘制完成。5年内,这份由居民共同参与绘制的“社区风险地图”将覆盖本市所有社区,最终形成全市风险地图。     

在地理教学中合理使用地图

众所周知，地图是地理教学中最重要的直观教具，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是地理事物空间分布具体而形象的反映。运用地图进行教学，把地理知识落实在地图上，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许多较为抽象的地理知识，有利于学生认识地理事象的分布及演变规律，有利于学生建立地理事象的空间概念，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地理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发展学生智能。因此，在教学中合理使用地图，     

专题: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深化历史认知

本期三篇文章带有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在地图、地名、考辨中拓展研究视野，钩沉史实，深化历史认知。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地图包含时间与空间结合的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古代全国总图历来是地图史学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且以地图学史和绘制技术为重点，忽略了古籍中插图形式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研究的窄化影响了古代全国总图史料价值的充分发掘。通过历史文献学与地图史学相结合的综合复杂的研究，揭示各类古代全国总图蕴含的时空信息和地理认知，探讨不同时代国家疆域观、疆域认知、政区体制和地理认知水平等。成一农研究员提出，要强化插图形式的古代全国总图的梳理，从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未来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研究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地名承载着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等多方面重要信息，地名学研究是探寻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的重要手段，边疆民族地区地名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上云南存在过四套政区地名体系和三次地名大变迁，反映了云南边疆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的深层原因。陈庆江教授文是地名学与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汉晋中原王朝经营西南边疆形成的云南第一套政区地名体系，“绝大多数为当地民族语方言地名”， ① 是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进程中对西南夷族群部落与地理环境认知相结合的产物。南朝梁以后，云南脱离中原政权统治自行发展，经历爨氏称雄，乌蛮、白蛮分野，至唐统一在云南设置羁縻州县，云南民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分划组合构成新族群部落分布成为唐朝羁縻政区设治的基础，形成云南历史上第二套政区地名体系和第一次地名大变迁。可见，以地名的视角深化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大有可为。以往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着重于交通路线、交通站点的考证，研究结果以交通示意图甲点至乙点、丙点等一线相连，平面展现，淹没了高山大川的阻碍。张轲风副教授之文探讨交通器具在古代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独出心裁，颇具启发。特别是结合地理环境和民族生产方式考辨得出“浮囊渡水一直是蒙古军的军事传统”，为深化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因素认知提供了客观准确的依据。“元跨革囊”是云南历史上划时代里程碑重大事件，1253年10月，忽必烈率十万蒙古军出萧关，越六盘山，“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 ② 一举灭大理国，进而由云南挺进广西、湖南迂回征伐灭南宋，结束云南500多年的地方政权割据历史，且使中国历史进入元朝统一新纪元。渡水皮具之考，以小见大，溯源穷流，揭示了宏大历史事件中历史军事交通的关键因素，是矫正历史交通地理研究平面化倾向的有益尝试。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