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讽谏"论遮蔽下的汉赋存在

汉赋“讽谏”说影响深远,本文梳理了汉代“讽谏”说的产生及流变,并指出汉代不同于“讽谏”的弱势赋学观点存在。汉代除典型受推崇的大赋之外,还有风格多样的宫廷作家赋作及源于下层文人的民间赋,而汉赋内容、风格的这种丰富性往往被忽视。民间赋创作在东汉末年应该是繁盛的,并且对文人赋的创作有较大影响。     

“赋者古诗之流”说的讽诵特质——兼谈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本质区别

历来对"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解释,往往强调了赋的讽谏功能,但忽略了赋在形式上的声调节奏。诗与赋其实都是通过悦耳的形式来陈述讽谏之义的,这才是"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全面涵义。汉赋依然重诵读,但同时受到稗官小说等口头伎艺的影响,逐渐散失了讽谏的功用,从而产生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别。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目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试论汉赋与礼乐

兴礼乐促进了汉赋的繁荣,汉赋则是礼乐的重要载体。赋家赞美兴礼乐之行为,批评背礼乐之行为。礼的表述方式影响了汉赋的铺陈。赋家运用讽谏,与大臣进谏之礼有直接关系。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四音格联绵词语音模式分析——以汉赋为例的探讨

汉藏语系语言普遍具有四音格词。汉语中四音格联绵词也极其丰富,但学界多将研究集中在双音节联绵词上,对语音造词方式产生的四音格联绵词却关注较少。我们以汉赋作为关注点,发现在汉赋中存在丰富的四音格联绵词,通过对这些四音格联绵词语音的分析,发现它们在语音上存在着整齐的语音模式,对其语音模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与归纳。     

“野食”:饮食安全的红线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震撼了世界,导致此次疫情的重要病源来自野生动物,而"元凶"似乎是人们的"野食"。野生动物纵有危险之虞,如果人们不捕杀、不食用,危险终究不会发生。因此,"野食"成了关键性的话题,本文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野食"进行分析。文中个别观点曾经在拙著《饮食人类学》[1]中有所论及,只是在当下的特定语境重新讨论更不寻常,语义也完全不同。     

从“本真的历史”到“效果的历史”——论《真理与方法》对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的改造

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历史"概念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被伽达默尔弃之不用。在接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以及意向性中的"先天相互关联"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于约克伯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之间所架设的桥梁,伽达默尔成功地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生命概念的形而上学色彩并将历史性的维度植入其中,从而完成从基础存在论的"本真的历史"向诠释学的"效果的历史"的转变。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性意义及其新的突破方向也因此得到清晰的彰显。     

“信达雅”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理论是中国翻译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信达雅＂翻译理论的渊源和演进在近现代翻译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其作为翻译理论的标准化及合理性,在翻译实践中应加以广泛推广和应用。     

英、法、德精英人士看中国崛起及我国对欧公共外交建议

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国崛起不可阻止"论已经成为西方战略界的一种主流看法。"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是西方人士提出来的,我国学术界则大多采用"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为了避免歧义和误解,中国政府一般不用"中国崛起"这个概念,大多采用"中国和平发展"的概念。本文主要介绍、分析英、法、德三国精英人士发表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此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欧洲大国精英人士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还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今后拓展公共外交途径、增强公共外交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叱咤多风雨,道义荷铁肩

谭平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颇有影响力的革命家.但是,相对于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而言,理论界对谭平山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又是创建中共党组织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创建“第三党”,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积极拥护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参与中国的建国工作.他以曲折而又光辉的一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NGO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作为"外来者"的国际NGO纷纷涌入中国。近年来,学术界对国际NGO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但主要局限于描述国际NGO的参与式工作方法和工作领域,评价其对中国政府扶贫机制的补充作用,而对于国际NGO前期"入场"和后期"运作"过程缺乏关注。基于笔者在某国际NGO的工作经验,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该国际NGO的整个"入场"及后来的"运作"过程,文章发现国际NGO一步步从资金拥有者的"主动方"深陷"地方性知识"控制之中,以致于呈现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的特征,最终导致发展项目在实践上的扭曲和变形。     

仁与宋明理学的基本特征

宋明理学是新儒学,仁集中体现了宋明理学的这一特征——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又是创新:如果说宋明理学家对仁的重视秉持了孔孟的思想旨趣的话,那么,对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则体现了有别于孔孟的新认识。在对仁的诠释和论证中,宋明理学家一面强调仁与爱密切相关,一面将仁界定为"爱之理",在爱、恕、公的相互作用中臻于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同时强调仁之一体中的差等和厚薄,最终将基于宇宙秩序的一体而等差贯彻到社会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     

1957～1978年中共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曲折演变

目前,对于1957—1978中共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及认识,学界普遍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一般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由于错误认识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所以对个体、私营经济就一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事实上,中共这一阶段的认识历经曲折,多次反复,“资本主义尾巴”也一直没有被彻底割断。这种曲折演变主要体现在灭资本主义残余、允许小私有、割“资本主义尾巴”三个阶段。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的“雅努斯面孔”

莎翁罗马剧《裘力斯·凯撒》历来争议颇多,主要涉及戏剧种类划分、主角界定、政治意图归属等方面。援引文化诗学批评策略解构其"雅努斯面孔",或可为进一步探索莎翁戏剧的文化内涵提供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