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杨义先生访谈

问:杨义先生你好,读了你的大作《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 0 0 3年) ,很受启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是什么时候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的?中国的文学研究已有很长时间,你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一构想?杨义(以下称杨)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一构想或理念的提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我多年来从事文学研究,不断进行探索、思考的结果。我从事文学研究2 0多年,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中国古代文学,从叙事学到诗学,又到图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把这么大的学术系统整合起来,就需要一个整体的…     

文学史的大国风范

提出大国风范的文学史,是21世纪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多元与成熟的语境下产生的命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性之风的强大吸纳之下蜂拥而至,催生了一片斑驳丛生的“速生林”,丰富了当代文学生态。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将文学带入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也难免产生了强烈的文化焦虑,形成一种转型时期的文化综合症。杨义先生指出：“五四以后的引进侧重于作品,由作品而体验流派的真谛,而八十年代的引进热衷于术语,由术语而套解文本的奥秘。”     

"共和国文学"纵横谈--杨匡汉先生访谈录

“共和国文学”是一个近年频频出现于杨匡汉先生著述之中的重要概念,作为“当代文学”概念的一种发展,它的内涵与所指的确定,与他所提出的“大中国文学观”有着很深的关系。针对两位访谈者提出的问题,杨先生围绕当代文学研究现状,从有关概念的厘清入手,论述了有关当代文学认识和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除“共和国文学”这个核心概念,话题也涉及诸如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诗歌艺术的当代状况、学术研究的学科特点和个性风格,以及当代文学的生态研究等一系列问题,内容丰富,启人深思。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题目主要是用大文学观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它的总体特征,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学史所存在的某些缺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要处理好三个关键性的学理问题。第一个学理问题是文学的时空结构的问题,要在以往所注重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第二个学理问题就是发展动力体系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关注边疆的、边缘的文化活力,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第三个关键学理问题就是文化精神深度的问题,要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通过“追问重复”和“破解精彩”的方法,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深层意义。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文学地理中的巴蜀因素

文学地理学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应关注巴蜀,关注重庆。     

文学图志的情怀观和窗户观

20世纪末,打破传统狭窄的文学阐述模式的文学呼唤,逐渐由隐而显,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文学思潮。杨义先生《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出版,成为探讨大文学观的标志性著作。杨先生认为：“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脱颖而出,并占据了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要津。本刊特约扬义先生撰文,并组织笔谈,再次对文学史研究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亦请方家不吝赐教。     

胡适传记作品的语言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胡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成就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众多方面。他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山大师”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转变，树立了新规范。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因为“他是近百年来提倡‘文学改良'和推行‘白话文学'的第一人。”②胡适一生最热心倡导的是传记。他认为“模范人物的传记”，“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可以给少年人“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③因此，他常常劝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一生写了约120万字的传记作品…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术理想。这需要在反思百年文学史写作中发现其软肋。由此提出富有针对性的重绘文学地图三原则:一是在原本比较重视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二是在文化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的活力";三是从文献的验证中,深入到文化意义的透视。其中有两条重要方法:一曰破解精彩,一曰追问重复。由此所重绘的文学地图,是一个现代东方大国与世界对话和交往的升级版的文化身份证。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点感想

关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一学术命题,学术界在十年间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有的从具体探讨一些"中图文学古今演变"的实例入手,总结了某些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件、规律性的问题;也有一些则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意义等问题作了探究,直接在学理性的层面上发表了不少高见.这两种研究的路子形成了一股合力,使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得以不断推向深入.     

论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2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新诗体制初创,经历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而更具典型意义.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郭沫若的创作及其“典型化”、“爱国诗”及其现代伦理意识、“五卅运动”的分界线与“国家主题”的发展、“革命诗歌”的“国家主题”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在重绘192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个案.     

文学研究与新理性精神——主持人的话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杂志社和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了“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就文学的新理性精神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在将有关代表性观点整理成文发表，以进一步推动这个问题的讨论。新理性精神是钱中文先生倡导的新的文化和文学观念。新理性精神的命题和思想之所以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首先在于它切中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也困扰着文学界的中心问题，这就是以什么心态面对现代性和以什么精神面貌走向现代社会的问题。中国社会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现代性，而现代性的核心是理…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

过去的文学研究基本上侧重时间维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目的就是强化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一,关于文学时空结构。文学地理学涉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人生轨迹的变化、文化中心的转移等空间方面的内容,这些空间因素影响了文学的书写和叙事方式,同样题材的故事,如果从空间维度进行解读,就可以读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二,关于文学动力系统。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但过去的文学史只重视中原文化动力系统而忽视了富于活力的边缘文化动力系统,只重视汉族的书面文学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学。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由《崔莺莺》到《西厢记》,文本中体现出的婚礼观念的非经典化,就是少数民族的婚俗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体现。三,关于文学的精神深度。文学史上某些固定的结构模式固然有其审美要求及叙事谋略,但更涉及到中国文化深层的问题,只有把握到这些深层的文化意义,才能达到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深度考察。     

“真与假”和历史的附庸──读鲁迅论《红楼梦》散札

“真与假”和历史的附庸──读鲁迅论《红楼梦》散札王卓华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经常涉及到古典小说问题，而且内容还相当丰富。比如论到《红楼梦》就涉及到红学中的好多问题，象大家熟知的命题：“贾府的焦大是不爱林妹妹的”、“非洲腹地的黑人和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是不懂得...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

魏晋风度与文的自觉，在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最常见的题目，但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角度去看，在这个题目之下，包含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内容。鲁迅当年十分钟情于六朝文学，但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倒重于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史，他把拟写的六朝文学，定名为“酒、药、女、佛”。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他在1927年9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主要讲了“酒”与“药”，十分遗憾的是“女”与“佛味曾涉及，否则我们今天将能见到许多深刻的见解。总的来看，魏晋时期是一个中国民族文化精…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4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近年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命题.本文尝试对这一命题做学术史的清理.通过相关观点的整理、清理和对比,力图凸现研究者不同的问题意识.以图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形态.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求"道"的心旅历程--评《潘富恩自选集》

《潘富恩自选集》 ,重庆出版社 1999年 8月出版。顾名思义 ,这是由潘富恩先生从自己发表的论文中选择一部分而形成的论文集。该书除《作者传略》外 ,分“中国哲学命题与学派研究”、“中国若干哲学家的专题研究”、“学术争鸣与学术评论”三部分 ,共收论文 34篇 ,是一部特色鲜明的论文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 ,是该书一大特色。 34篇论文中 ,关于宋明理学的就有 2 3篇 ,遍涉理学的各个主要部分。既有宏观的学派研究 ,如《洛学与宋代文化》、《洛学及其实学思想》等 ,又有微观的范畴、概念和命题的探讨 ,如《论格物致知》、《论天理与人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