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生命资源之意义——以《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为例看当代女作家“饥饿”书写

＂饥饿＂,始终是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小说《杀夫》《无字》《饥饿的女儿》分别显示了台湾地区、内地和海外华裔女作家对饥饿问题的关注。细读这一主题下的三个文本,女性身体在近现代遭遇的饥饿既揭示了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也凸显了女性作为生命母体的重要价值。相比于工业时代对物质生产的崇拜,生命资源的意义应该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     

简论路翎《饥饿的郭素娥》

写于一九四二年四月、初版于一九四三年三月桂林南天出版社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是公认的路翎早年的代表作,也是当时抗战文艺中颇受注意的一部作品。对人的完美人性的追求这一历史命题,在路翎的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里即已有所展示,在这里通过郭素娥的遭遇和命运,获得了更见充分的表达。 《饥饿的郭素娥》所揭示的,并非只是使人悲悯的、那一社会中的妇女的悲剧命运,小说为主人公提供的、主要由人们的相互关系组成的环境,也并非仅仅是令人感到窒息     

《丰乳肥臀》的饥饿主题及其性别政治

饥饿、苦难与生存是莫言的《丰乳肥臀》的重要主题,笔者分析了小说对饥饿的丰富表述,并从生理学、伦理学和性别等角度分析了小说对饥饿、苦难与生存的丰富而深入的思考,并指出莫言没有挑战传统的女性奉献和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在他的想象中,女性依然是以忍受饥饿、养育别人来体现其价值,男人则要么安居于优越位置获得满足,要么通过战胜饥饿来展示其智慧和勇气。     

复调的矛盾--《饥饿艺术家》浅论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晚年所作的一部得意之作。文本中饥饿艺术家与庸众之间存在着相对静止的微妙的矛盾关系 ,矛盾双方彼此敌对又彼此陌生 ,而这一矛盾又是建立在小说构建复性的双线结构上 ,具体表现为庸众对饥饿艺术家的“权利”关系以及饥饿艺术家的“自愿”承担。     

走出饥饿--《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粥宴》之现代解读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和<粥宴>这三篇小说都是描写饥饿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重点展示了灾荒年代农村基层政权的斗争;<饥饿的女儿>侧重于从女性的角度反映饥饿对人性的扭曲;而<粥宴>则更多地表现了饥饿所引发的人的道德心理的波动.     

生命隐私·女性命运·历史劫难——虹影《饥饿的女儿》之多维解读

对女作家虹影的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可以作一次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多维解读。即(一)从女主人公“六六”个人生命隐私之揭秘的角度,解读小说被命名为《饥饿的女儿》的用意及其对人的生存权利的申诉与张扬。(二)从女性命运遭际之不幸的角度,解读小说通过“六六”一家五个女性生存境遇的讲述,对女性自求解放的思想启蒙与激励作用。(三)从小说所展示的历史劫难,解读作品内涵隐在的伤痛与对中国社会改革的祈求与热望。     

人生的寓言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一种解读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后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巧妙地通过设定饥饿艺术表演这一荒诞情节,暗含了艺术创作 中两对无法回避和调和的矛盾：一是用饥饿艺术与身体的关系寓示艺术和“物”的矛盾,二是用饥饿艺术家与大众的关系寓示 艺术和大众的矛盾。由此表达了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和对艺术追求的努力,也是卡夫卡创作生涯的写照。《饥饿艺术家》因此可 看作是一部卡夫卡人生的寓言。     

人生的寓言 ——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一种解读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后期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巧妙地通过设定饥饿艺术表演这一荒诞情节，暗含了艺术创作 中两对无法回避和调和的矛盾：一是用饥饿艺术与身体的关系寓示艺术和“物”的矛盾，二是用饥饿艺术家与大众的关系寓示 艺术和大众的矛盾。由此表达了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和对艺术追求的努力，也是卡夫卡创作生涯的写照。《饥饿艺术家》因此可 看作是一部卡夫卡人生的寓言。     

写出真实而复杂的历史:关于历史剧创作的反思

历史剧应该写出历史的真实与复杂。求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能否写出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剧成败的关键。历史剧可以虚构,甚至可以戏说,但虚构和戏说不应以损害历史的真实为代价。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关键是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写出历史事件、历史进程与历史规律的复杂性,写出历史的多面性。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饥饿文学的政治逻辑

中国19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被称为“饥饿逼迫出来的自发改革”。改革初期文学中关于饥饿的描述具有特别的政治性。在这一“饥饿政治学”的文学潮流中,饥饿不再仅仅是个人化的身体感觉,而是宏观历史和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种种奇怪的情节体现出的是,作家们对改革意识形态的文学复述,文学中的身体意象贯彻的是彻彻底底的权力意图。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谈宋词中对人身体部位及生理特性的描写

宋词中有部分作品涉及到了对人体部位及生理特性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展示了宋人日常生活中精致、旷达、狷狂等诸多方面,这是词人们对日常生活,具体说是对人体部位及生理特性的审美观照和艺术显现。     

明清讲史小说中的“架子花脸”英雄形象浅析

明清讲史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存在着类型化倾向。而草莽类英雄是特殊的一类人,他们在外部体态、性格特征、语言与行为方式上与常人有着较大不同,如同戏曲中的"架子花脸"形象,是"力"与"勇"的化身。尽管在作品中只是个陪衬角色,但是他们起着其他人物类型无法企及的功能与效用。而且他们身上保持着人民的本性,寄寓了人民的道德理想与生活情趣,因而更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荒凉”的人生意蕴——论《生死场》、《呼兰河传》兼及萧红的其他作品

萧红短暂的一生饱经磨难,坎坷曲折的经历、由此而来的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以及对人生悲苦的独特体悟,使她的许多作品都弥漫着一种"荒凉"的人生意蕴.风物环境是荒凉的,人们近乎原始荒原上荆棘蒿草似的生存状态更是荒凉.这种生之"荒凉"甚至淹没了人伦之爱,但她不是悲天怆地,而是平淡从容地传递着人生的悲剧感和迷惘感,在对世间种种烦恼的达观诠释中有其对人生命运的深沉反思.     

论《我的位置》与《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中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

在澳大利亚土著女性生命故事中,《我的位置》和《别把你的爱带到城里去》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展示土著民族在当代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这两部作品都表达了对土著民族能否继续生存的关注,评论界为此也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然而,就土著民族的自我表现而言,这两部作品实际上代表了斯图尔特.豪的"表现"理论的不同阶段,存在较大差异。     

乡土美学与民间理想的艺术礼赞——苗族民间锉花的审美特征

苗族锉花是湘西苗族民间剪纸的代表工艺,和一般的剪纸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创作主体与实际功用的差异外,苗族锉花的审美意义表现为对生活的诗化,表达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福”、“禄”、“寿”、“喜”等价值的追求。苗族锉花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实现着人神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递着对于民间神灵的衷心祝祷和美好祈愿,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世俗信仰的超越。     

世俗化·诗意化·情感化——由宋代节序词看宋人的文化追求

通过对史料、作品的分析,论述了节序词所蕴涵的宋人在物质生活上的世俗化享乐化追求,由此进一步探究了节序词所展示出的宋人诗意化人生,即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高品质追求,以及从词体本身和宋代文人这一特殊文化群体出发,论证了节序词所外化出的宋人的情感特质。     

《想起草原》:邓一光的"生命传奇"

简单地题材归类不足以对邓一光的作品进行准确的解读,"生命传奇"是邓一光作品的共有特色。邓一光的"生命观"具有超社会性、超时空性和本体性;其生命人物、生命故事和生命叙事都具有"生命传奇"的特点。邓一光的"生命传奇"也有其不足之处。     

道教美术之“俗”文化意蕴发微

道教美术主要是指以道教思想观念为核心内容或者为道教文化服务的美术作品。道教关术常常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相胶着,为普通民众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提供精神支持。它往往处于庆典、祭祀的中心地位,见证和参与世俗民众的宗教与信仰生活。它的内容或者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或者是将抽象的道经转化为感性、鲜明的图像,容易为普通民众所接受。道教美术是民间性、世俗性、大众性或草根性的,具有鲜明的“俗”之意蕴。这种“俗”之意蕴的形成是由整个道教发展、传播的特点以及道教美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所决定的。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