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晋末十六国北魏前期弘农杨氏杨播系事迹考

作为从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弘农华阴杨氏受到学者关注，对于杨氏的世系、家族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使我们可以了解关中杨氏的世系传承，以及他们的家族史概况。只是，就杨播一系而言还有数事可考，一是十六国时期杨结父子的去向，二是杨珍入北魏所得丰厚礼待的原因，     

回到人间的官员形象——近十年小说官员形象分析

近十年来小说创作在刻画官员形象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正面官员形象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反面官员形象的复杂化处理。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幅现世真实可感的百官图,从而使读者认识到社会吏治改革的迫切性。     

柔然与北魏的外交礼仪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多边的国家外交关系中，从公元五世纪初至六世纪五十年代，北方草原的柔然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一方。其重要地位可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从五世纪初开始，受到北魏崛起的推动，柔然部族迅速发育国家并壮大，由拓跋部族的附属而成为北魏自始至终的对手。第二，柔然曾长期控制广大西域地区，制约着当地城邦和国家。     

北魏登国元年的“班爵叙勋”

《魏书·太祖纪第二》载：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春正月戊申(初六)，拓跋硅“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①(卷2，P20)。     

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再探北魏对归附者的政策

因为分裂、交战和逐鹿的形势，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之间的人员流动事件极多，各政权十分重视利用归附力量。北魏从一个边陲代国发展成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泱泱大国，是利用归附力量的典范。北魏成功地融合了北方各政权和部族的力量，以及南朝的归附力量，是殊途同归的归附力量壮大了北魏国家的规模，促进了北魏的全面发展。纵览北魏历史，各个阶层的归附者络绎不绝，政府有一系列政策接待、安置他们。     

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发展

通过对周汉魏晋“故事”的效法进行政权构建,是十六国北魏统治者施政中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华“故事”成为其制度建设的范例、决策制定的依据、凸显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在十六国北魏君臣的言辞与施政中,相关制度惯例被广泛选择和普遍运用,这既是其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中孕育发展的体现。对十六国北魏重“故事”现象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经验开展研究,可有助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试论一战后初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一战后初期 ,库尔德人为实现民族自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涌现出一批民族主义者 ,但库尔德人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文章认为 ,此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尚处于部落反抗阶段。其失败的原因 ,一是由于谋求建立、巩固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和实现现代化的土耳其政府不能容许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 ;二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库尔德人失去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三是与库尔德人自身的分裂有关。     

曹毅：从学者到官员的13年政协履历

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民族界别小组讨论会上,一份关于《建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经济开发试验区》的提案,引起不少委员和媒体的关注。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

《魏书》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 ,但是指认明确 ,论列系统 ,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 ,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本文认为 :拓跋什翼犍死于“君之乱” ,道武帝拓跋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 ,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这些事实都有相当详实的史料根据 ,李凭先生否认这些事实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试论西魏北周时期的赐、复胡姓

北魏末年即已出现恢复胡姓的社会现象 ,宇文泰主政期间 ,推行了赐、复胡姓的运动 ,并使之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一股潮流。本文依据正史 ,列举西魏北周时期赐、复胡姓的情况 ,并从籍贯、赐姓时间、事由等方面对之进行了逐项考察 ;认为宇文泰赐、复胡姓的目的主要是推进府兵制的实行 ,而赐、复胡姓的中止也不应当是出于宇文泰的所谓“遗旨”。     

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答安介生先生

本文是对安介生《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一文的回答.道武帝早年曾有被迫内徙长安和流徙蜀地的经历,这个观点由周一良提出,李凭对此作了考证.周一良"部分观点前后有较大的转变"的说法并不确实.另外,安文将羌俗、儒家文化、汉文化三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道武帝厌恶羌俗的事例,非但不是他不曾迁居长安的明证,反而说明他了解长安附近的风俗,因而有利于李凭原先的论证.     

试析清初对青海藏族社会的治理

清代初期,对青海藏族部落的治理,经历了由松到紧的一个过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发生是此过程的分水岭。文章主要探讨了顺治到雍正年间对青海藏族部落治理的状况,认为通过雍正年间的悉心治理,清代加强了对青海藏族社会的管辖。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释蒙元时期长方形圣旨牌文字

本文认为,蒙元时期蒙古语长方形圣旨牌文字aldaqu ükügü是固定词组,表示"处死"之义.文章指出,彭大雅在其《黑鞑事略》中所述"按答奚"为"杀",与蒙古语aldaqu对应,其中的"奚"字对音不确,该用"忽".彭大雅对这一词组的解释更是断章取义,以后者"死"替代前者"罚",把"罚"当成"杀",颠倒二词之义,导致惊人的大错.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北宋神哲时期对西北蕃部的民族立法

宋神宗、哲宗时期.随着熙宁、绍圣的开边拓土,蕃汉民族交往日益增加.土地关系、民族关系以及新旧归附区社会稳定等诸多新问题接踵而至.为了保障西北边疆政策的顺利贯彻,政府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西北蕃部的治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西北蕃部各族的民族法律法规.它的制定、颁布和实施.对于处理西北边地各族矛盾和纠纷、打击西北缘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促进西北蕃部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道

河南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繁荣。此时期的河南道以五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初期发展和繁荣两个发展过程,并在当时中西、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