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驻藏大臣奎焕评述

驻藏大臣奎焕是升泰的接任者,奎焕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中国内忧外患相继而至,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驻藏大臣权利架空,使奎焕的职权未能彻底行使,致使驻藏大臣办事能力低下,直至奎焕离任时都未能解决派人重新勘界和撤换瞻对藏族官员的两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始终未放弃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试析清朝治藏政策

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众建而分其势";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当时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总之,清朝的治藏政策,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御外敌的侵略,发展西藏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     

近代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之比较

近代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角逐,虽主要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但是具体的人的因素也不能忽视。考察1904年英国侵藏以来中英直接涉及西藏事务高级官员的个人履历可知,两国在用人机制和人员构成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两方人员的行政能力差异也很明显:大部分英国重要涉藏人员有过在藏或西藏邻近地区工作的经验,而且一半人员来自参与侵藏的职业军人或涉藏业务基层人员。他们年富力强,大都受过西方现代教育,且深通藏务,因久居要职而行政效率高。与之相较,光绪朝以来的驻藏大臣和民国涉藏官员则普遍年龄偏大、行事保守,综合素质差强人意。且因赴藏多为权宜选择,所以他们普遍对西藏事务热情不高、办事效率低下。深入探究这些差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近代西藏问题复杂化的原因。     

清代笔记中的西藏

清代笔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既可与《清史稿》《清实录》等正史相互印证,也可补正史之不足笔记中的史料涉及清政府数次用兵西藏、驻藏大臣设置、章嘉呼图克图等内容,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鲜明的国家主权意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也为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了解清代的一系列政策治藏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清廷治藏的成功经验对解决西藏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驻藏大臣制度看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政策

驻藏大臣是清朝总理西藏一切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从最初设立到最终形成稳定的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清朝对西藏统治政策的一个"法制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制定了较为全面、完善的治藏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和实施对维护当时国家的统一,促进西藏地方的稳定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从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过程出发,分析清朝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相继颁行一系列治藏法令的内容及其发挥的作用,以期对当前我国民族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一些借鉴。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从驻藏大臣的设置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顺治、康熙时“政教分立”的间接管辖时期 ;(二 )康熙末年开始向西藏派遣官员至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 ,由间接管辖过渡到直接管辖的时期 ;(三 )乾隆时“政教合一”的实行与各项管辖措施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试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对西藏的改革

正确评价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功过是非与历史作用,是藏族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松筠(1754—1835,清代蒙古正蓝旗人)论,他从1794年至1798年间,经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任驻藏大臣,代表清廷掌管治藏大权,并承清廷草除积弊的谕旨,筹划和主持了一次冲击西藏社会关系中旧秩序、旧传统,给下层群众以一定实际利益的改革。本文拟对松筠的这次改革内容及其意义,进行初步探索。     

1910年两位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与清廷之裁决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西藏地方发生一件大事,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时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如何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清廷以温宗尧开缺的裁决表明不认可温宗尧"偏软"的治藏思路,而更认可联豫治藏策略,即较为强硬地处理西藏上层的反抗行为,以维护国家主权。     

英属印度驻藏机构及其官员论述（1904—1947）

190 4年开始 ,英印出于对藏事务的需要 ,先后建立了八个驻藏机构。这些机构官员是英印侵藏的具体负责者和实施者。他们在任职期间 ,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 ,不断施加英国的影响和压力 ,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近代西藏地方官制简述

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官制始建于元代。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八思巴受元朝中央政府之令,作为政教合一的首领管理西藏地方。到十八世纪前半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经清朝中央政府正式册封后,西藏政教合一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元1751年,清廷中央颁“藏内善后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同掌握西藏要务的体制。民国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干扰,中央政府派驻的西藏办事长官滞留印度数年,西藏地方官制则沿袭前朝变更不大。     

和宁及其《西藏赋》

《西藏赋》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宁任驻藏帮办大臣时所作的一篇描写西藏独特地貌与历史文化的地舆大赋,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的一篇以西藏为题材的赋作。该赋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价值与方志学价值,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审美价值。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此赋及其作者和宁缺乏研究,至今尚未看到有关的单篇论文,亦无标点注释本流传。对此,本文不揣浅陋,欲对和宁及其《西藏赋》进行初步简要的论述,以求抛砖引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域对《西藏白话报》的再审视

20世纪初，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在英国对中国西藏虎视眈眈、中央政府推行治藏“新政”、西藏地方政局复杂化的背景下，在西藏拉萨创办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的汉、藏双文《西藏白话报》深受西藏地区各族同胞的欢迎。《西藏白话报》在倡导“反帝爱国”，维护祖国的统一、倡导“通用文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倡导“发展西藏”，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倡导“开通民智”， 形成西藏社会新风气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们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清代治理西藏策略之演变

清代治理西藏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1644—1720),清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是松散的,但这种松散之中深藏着高深的政治智慧;同时,在西藏一直采取温和的休养生息政策,营造了一个良好且宽松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720年之后,清政府在西藏逐步设立完善的行政机构,并派遣驻藏大臣。然而,这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遭到了破坏。纵观清代各个时期的治藏政策,可以归纳出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与清朝本身的国力兴衰密切相关。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真相

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郡王爵,总理藏务。他在位之后,反其父志,欲谋叛逆。1750年,被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诱杀,二大臣亦殉难。事隔两百余年后,国外一些鼓吹西藏独立的人突然婉惜地称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西藏的独立丢掉了自己的生命”,他所演出的闹剧是“民族起义”。然而,历史岂容歪曲！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上台伊始,得到清廷充分信任和各方面支持,乾隆帝谕军机大臣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年尚幼小,甫经袭爵,噶卜伦等务如颇罗鼐在时同心协力,黾勉办理,著     

19世纪初期西藏政体架构的演变——以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为例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和实施为西藏地方政体的运行提供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但这种结构文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九世达赖喇嘛灵童的遴选与亚谿问题就是对这种结构执行的一次挑战。从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出发,可以综合看到19世纪初期驻藏大臣、摄政及噶厦贵族相互博弈政治格局下,作为地方行政架构在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清廷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驻藏大臣在实践其权限上的消极,其背后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实力的由盛转衰,直接影响了驻藏大臣对"二十九"条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西藏僧俗集团借机挑战业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僧侣的至高权力、中央王朝、贵族势力互为制约、监督、平衡。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九世达赖的遴选及其亚谿封地的"被让渡",其本质是贵族政治对权力的争夺一度占据上风。     

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

有泰作为1903-1904年间的驻藏大臣,在应对英国侵略西藏地区时,在清延＂勿开边衅＂的旨意下,一味迎合侵略者,甚至协助侵略者与西藏地方签约。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国家利权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成为促使清末民初西藏政局恶化的因素之一。     

吴忠信与西藏

吴忠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共八年(1936年8月～1944年8月),他通过对西藏制订治藏法规、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理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以及灵童转世等活动,对西藏的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