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风尚探源

禅宗是一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流派,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形成,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联系有了进一步提高,禅宗也因"得到士大夫们的欢迎而迅速兴盛"[1],但此时的文人士大夫接纳禅宗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对文人画之"俗"的审美辨析

文人画素重超凡脱俗的清雅趣味,学界论述颇多.然对其反面--"俗"--的审美辨析尚欠精深.本文首先概括出画风中"俗气"表现有三艳俗,又名烟火气;世俗,又名市井气;庸俗,又名匠气.继而从传统文化中探本溯源,指出俗的古意来源,正好与画风之俗相对应.分别是俗指民间,与朝廷士大夫趣味有别,对应于艳俗;俗指常人之欲,文人则超脱声色货利,对应于市井气;俗指平庸,文人重我求不朽,对应于匠气.     

永无止息的"波浪"——蔡其矫诗歌论

蔡其矫是当代诗坛的重镇.由于诸多原因,他的诗歌精神与诗歌艺术一直遭到"保留".事实上,70年的苦心经营,形成他独特的诗歌"范式":以海洋为诗心--以欢乐诗学为动力--美与自由为放飞的两翼--游历与爱情诗遍布主要轨迹.他所留下的诗歌遗产,随着时间推移,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接受.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宋哲宗"绍述"时期新旧党争述论

高太后去世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党重新上台,恢复熙丰新法,号称"绍述"神宗之政,结束了"元祜更化"."元祜更化"时期,元祜旧党对熙丰新党进行了残酷的排挤打击,到这时,重新上台的绍符新党又对元祐旧党展开了残酷的打击报复.北宋中后期的党争进一步向白热化发展.这种渐趋恶化的党争局面的形成,与当时新旧两党共同的阶级基础--士大夫阶层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惯性逻辑思维是分不开的.     

"萧条的美": 张爱玲的男性审美期待

作为"衣服狂"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常以服饰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和表现人情人性.在<茉莉香片>中,她塑造了身着"萧条的美"的服饰的男性形象--言子夜. "萧条的美"既蕴含外向的反抗之美,又蕴含内在的坚持之美,代表了张爱玲本人对男性的审美观照和潜在期待.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的科学观念是和传统价值观相冲突的,有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现代科学与"汉学"或"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任鸿隽的事例表明,"宋学"对于中国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忽视.早年受到的士大夫训练一方面为他提供了批评"传统"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使其常以"明道"的心态理解作为"科学精神"的"求真".任氏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努力把科学向更为超越也更为通达的方向提升;同时又强调科学不过是"常识训练",离不开"日用事物之间",这都使得他笔下的科学更近乎"道".     

晚明"利玛窦现象"新解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特有的学术救时现象.在万历帝怠政而又大权独揽、朝廷半瘫痪而又党派死拼的政治环境挤压、儒学危机及社会危机纠结背景下,徐光启等开明士大夫以实用为准则,由科学而宗教的救时取向及"易儒易佛"之大胆实践,虽为晚明时代产物,也是徐光启等士大夫未能真正读懂"晚明时代"的必然结果.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