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论私德

众所周知，社会公德对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人们对其给予关注和重视，亦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当人们在关注社会公德之时却往往忽略乃至遗忘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体私德的培养。本文就私德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关系作一简要论述。一、私德与公德是对立统一的，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在道德的范畴里，“公”“私”是相对而言，对立统一的，私德也是相对于公德而言的。正如一枚硬币总有其正反两面一样，没有私德，就无所谓公德，反之亦然。那么，私德指的是什么呢？通常人们把热爱祖国、廉洁奉公、见义勇为、大公无私…     

关于社会公德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公德是一种社会道德而非国家道德。现代公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隔的基础上。所谓"公共领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世界。社会公德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即消极性的社会公德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所谓消极并没有负面的意思,而是指"不作为"、"有所守"式的社会公德行为,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行为则是指"有所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社会普遍的日常公共生活要求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做到"有所守"的消极公德,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过上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格公民,才会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社会公德的精神根源和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敬"与"义"而非"爱"与"仁"。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国家“软实力”到国际“软权力”——中国推进软力量建设的方向和路径

"软实力"概念与"软权力"概念有着同出一源或者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但它们并非是等同的,而是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实现路径和目标对象。目前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已有较大提升,然而国际"软权力"并未同步增强。在总体上,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偏于"内省性"发展,缺乏勇于追求国际权力的"外向性"特征。"软权力"的目标指向是对国际权力的追求,关键是采取非强迫性的"吸引"或"说服"的方式。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中国的外交事务不应仅仅对西方立场作出被动回应,而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和"公共产品"。在新世纪,国际权力的转移给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国际权力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仅仅专注于或满足于"文化软实力"诸项指标的提升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充分的"他者"意识、占领时代"文化制高点"的勇气,以及不断提高对外"说服力"的举措等。     

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边界

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职能在于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而市场则是提供私人文化消费。处理好文化改革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在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文化产业市场导向机制,引进激励竞争机制。优化文化产业市场运行机制。     

论官德规范机制建设

按照“以德治国”的方略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我们必须在道德建设方面上一个新台阶。由于官为民之表率,所以搞好公民道德建设要先搞好官德建设。官德建设的基础是官德规范机制的建设,包括:制定一套全面系统、科学合理的官德规范,并按照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原则把官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法律化,同时建立一套能将官德规范迅速贯彻到官员中去的道德内化机制,一套能促进官员自觉遵守官德规范的道德激励机制,一套有制约力的道德监督机制等。     

大众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与之相适应.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中,我们应该承认适当利已的合理性,不但要推崇精英道德,而且也要弘扬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的大众道德,这样才能让道德教育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大众道德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德和特殊道德的关系,使人生过程不断地进入一个道德化的过程,进入更高的道德层次,从而德化人生,构建和谐社会.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新世纪需要新型教师

新的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谁要想在竞争中获胜,谁就必须培养出具有创新素质的各类专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在教育观念、职业道德、知识结构、课堂教学等方面具有创新素质的新型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