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之要义

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理学诸家划分为三个系别,而这个划分的标准主要就是本体是否为即存有即活动,这一点可以说是牟宗三撬动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大厦的一个支点,而对这个支点的论述就笔者所知还很有限。牟宗三认为,程朱学派与陆王心学都重视体验本体未发的表面相似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大关键就是因为一般体验未发没有点出未发也是活动的;这种本体层面的活动,与程朱所论的心气之心根据天理而发的经验层面的活动有本质的差异。因此,即存有即活动比起传统的体用论来更能揭示理学诸派别内部的实质特性。按照牟氏之理论,只要我们能在某个时刻真正除去私心成见,本心的活动就即刻拨云见日地呈现出来。所以,不只是只有顿悟了本心才呈现出来。牟宗三这种渐悟与顿悟的区分与禅宗慧能与神秀对本体的领悟很相似,极有可能是受到了他们在有关本体问题上争论的启发而提出了三系说。     

"心即理"思想辨析

＂心即理＂之所以被当作心学的标志性命题,就在于它简明直截,从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心＂独一无二的地位,将天下之事理归于一心,实现了主体即本体、本体即工夫的融合,从而与程朱天理论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除了陆王用这一命题建构思想体系外,＂心即理＂在佛教和儒家典籍中也曾多次出现,并不都具有心学意义。笼统地将＂心即理＂作为心学的象征是不准确的。心学有＂心即理＂的思想,但有＂心即理＂并不意味着就是心学。     

形同而质异:"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

人们常常将中国古典文论命题"文如其人"与法国布封的"风格即人"相等同,其实两者的内涵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正体现了中西诗学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法战争乘胜即收问题论析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等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定乘胜即收与法国结束战争。这种作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一般持否定态度。其实,当时中国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局面,主要是:战争的整体军事形势不容乐观,法国方面并没有改变对华战争政策,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迫于当时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采取的保守性决策。     

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之尝试——以贺麟"时空即理"为例

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开出科学知识,是困惑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的难题之一.贺麟通过对"理"的诠释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贺麟认为,"理"具有"时空"的基本特性,即言其为"自然知识形成的可能的根据、法则和标准",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展开了尝试性的讨论,在事实上启发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接上知识论的思考.然而,中国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道德特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与科学知识接通,却是贺麟释"理"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深度理论困惑.     

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的形态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道德哲学本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思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朱熹"格物致知"说述评

作为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评析,展示其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心即理”的认识论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超出了"良知即天理"的道德认识论范围,走向了人的认识如何可能的普遍认识论命题。其一,每种"理"都有"寂"与"显"两种存在方式,作为认识对象的"理"不是客观存在于认识者之外的"寂"状态的理,而是存在于认识者心中的"显"状态的理;其二,"理"只有从"寂"状态转化为"显"状态才能为人所认识,这种转化工作不是由"理"去完成,而是由"心"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心则无理;其三,"心"有内外两种存在形态,于内表现为意识,于外表现为践行,相应的,"显"状态的"理"不仅是由意识所构建,更是由行动所构建,从而使"理"不仅活在人的意识里,而且活在人的行动而构成的事里;其四,人有构建"理"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代表着随心所欲,而是意味着让"理"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从而显现自身为自身。     

论朱熹的"感物道情"与"交感"说--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就逻辑地走向"兴".因此,本文认为,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或"感"字.本文着重考察了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与"交感说"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理论深化.     

表迅疾紧接的构式“即A即B”

"即A即B"是一种连锁构式,副词"即"前后照应,具有关联功能。韵律是否合法、表义是否精准、语义能否激活和是否符合经验结构是影响该构式成立的重要因素。其构式意义是"表示A、B紧接,迅疾发生。"存在动作与动作的紧接、动作与结果的紧接和心理需求与动作的紧接三种情况,语序上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主要用于推介和宣传产品的性质和功能,服务或工作的理念,突显省时省事、高效便捷、方便迅疾,具有明显的褒义倾向,常用于隐性评价。     

"媒介即讯息" 一种现象学的媒介本质观

"媒介即讯息"作为麦克卢汉的传世名言,向来为传播学界所称引.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世界"本身而直观呈现出来的媒介本质.它的提出表明麦克卢汉凭借对媒介的现象学观照而从生存论层面阐发了其所富含的哲学意蕴,从而突破了传播学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传统思维,于后两者所持有的科学主义的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本质观之外,在有关媒介意义的问题上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认识途径,并由此通过提供一种面向人类一切经验的"思的可能性"而敞开了传播研究的思维视域.     

试解命题:"命名即创造"

“命名即创造” ,是历史的、经验的事实 ,且还是一个意义无限丰富的创造性的命题。科学地解析这一命题 ,其意义和价值不容置疑 ,且有可能为“理论创新”开辟巨大的可能性空间。     

“即色游玄”对谢灵运山水审美之影响

在支遁"即色游玄"的般若空观和"模山范水"的诗歌创作影响下,谢灵运形成了"融合玄释,模写山水"的山水审美观;开创了"以山水通于理道"的创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景、情、理交融的艺术个性。通过山水之游,诗人暂时将身心从世俗中解脱,在"即色游玄"的思想引导下,进入一种自由无待的审美状态,在静观物色之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知即性--戴震人性学说的理性论特点

戴震将人的理性、人的心知提升到人的本性的高度,视之为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根本,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为中国世代丰富多彩的人性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使中国古老的人性学说渗进了近现代的气息.这是戴震人性学说的价值所在.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相应地,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论先秦哲学中的"言意之辨"及其本体论视野

本文通过考察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老子》与《庄子》中的语言观来分析中国特殊的本体论视野.于"变"中求"久",并于"久"中应"变"是中国哲学特殊的本体论根基;《周易·系辞》所奠定的"言-象-意"的三维结构是中国哲学能克服二元分裂的主要原因;老子以"同出而异名"确立了中国哲学"道言合一"的思维原点;庄子认识到了"名言"的对象化趋势,所以强调"道"的不可分性.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先秦哲学的具体性、多样性、变动性和整体性的本体论特征.     

论"以人为本"之"文化本体"

人的文化本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根基,人的社会性、自然性和心智性等各种属性和本质,只有在文化本体的基础上,方能综合成为一个人有机的整体系统。因此第一,“以人为本”必须基于合理的“文化本体”,第二“以人为本”与“文化本体”相互作用,文化认同与人的同一性,“人本”即是人之“文本”,第三,中国人必须对中华文化本体关注和保护。     

对我国基础领域和公用事业"非禁即入"的经济学分析

公共产品可以公营也可以私营,但公营会导致X无效率.本文运用公共经济学和自然垄断理论对"非禁即入"进行论证,分析了非公有资本进入自然垄断行业存在的产权结构、进入壁垒、行政审批等制度性障碍,应引入"特许投标制"、可竞争市场理念等竞争机制.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