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色与逍遥——支道林哲学思想初探

"即色论"的本质是不灭假色.在支遁看来"色不自色,虽色而空",缘来即来,缘去即灭,但另一方面"色复异空"、"非色灭空",色相又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因缘不曾散去,它们的存在就不是空寂."物物而不物于物"是支遁"新逍遥学说"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完全是以"即色论"思想为基础的"虽色而空",故"不物于物";"色复异空",故又需"物物"(以物为物).东晋孙绰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居官"、"处事"是官官、事事,也即"物物"的表现,"无官官之事"、"无事事之心"是不官于官、不事于事,也即"不物于物"的表现.支遁的"新逍遥学说"对当时士人的影响之大,由此不难得知.     

论朱熹的"感物道情"与"交感"说--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审美创作旨趣研究

朱熹的"感物道情"是对传统美学理论的两大源头--"交感"理论和"言志"理论的继承与整合,而这一整合就逻辑地走向"兴".因此,本文认为,朱熹的"感物道情"可以归结为一个"兴"或"感"字.本文着重考察了朱熹的"感物道情"理论与"交感说"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其理论深化.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诚斋体"新论 ——从杨万里诗歌的物我关系说起

作为"诚斋体"的开创者,杨万里的诗歌多注重对物我关系的书写。这种书写受到元和诗人以及宋儒两方面的影响:在前一种继承中,诗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笔补造化"的诗歌极境,即用诗人之眼统摄万物,继而辅以赋家"体物"之笔,并最终超脱于造化之上;而在后一种继承中,他所践行的毋宁说是一种类似理想家"观物"的学者姿态,这点跟诗艺的开拓异趣,在境界上可谓诗人之眼与学者之心交融涵泳之下的"目击道存"。     

假设连词"騫"、"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節.     

何为"物"--海德格尔"物"之探索的考察

本文就海德格尔对"物"之探索作一考察,指出其思考显现为存在问题探索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从中揭示海德格尔思想的现象学风格,凸现海德格尔"物"之探索的意义.     

符号与物:"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人居住的世界,即所谓"人化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是物与符号混合的世界.正因为物与符号的共存,它们在与人的关系就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首先,符号的确需要物源,但是符号的载体不一定是物,也可以是物的背景上物的缺失.因此符号可定义为"可以被理解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正因为符号有物源,符号载体可以变成无意义的纯然物,也可以变成没有物使用性的纯符号.在这两者之间,符号也可以带上不同程度的实用意义与非实用意义.因此,人化的世界上所有的物,都是在一系列的功能中变动的"物-符号"双联体.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感觉的联通与绘画的偏离--关于石涛的审美观

在对待客观物象的审美态度上,石涛主张移情说,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画语录·海涛章>中.通过审美移情而获得的美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价值感",即物我同一.通过我与物的同化,由此感受到物物之间的同化.同化表现在艺术创作上是一种替代,绘画的创作过程就是寻求替代的过程.石涛在审美判断上提出"不似之似",这是形神关系的理论延伸.     

中国的“感”、“感物”与日本的“哀”、“物哀”——审美感兴诸范畴的比较分析

作为审美感兴之范畴的中国的"感"字,至少在8世纪就见于日本文献。在"感"字的基础上,空海最早将"感兴"作为概念使用,世阿弥最早将"感"字有意识地、明确地作为一个戏剧美学概念加以使用。在心与物的关系上,中国是以心感物,心离不开物,心受制于物;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离物而独立。日本特色的审美感兴范畴是"哀"与"物哀"。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中国的"感物"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背景,日本的"哀"、"物哀"则包含着朴素而又过剩的感性与情绪;"感物"是天人合一、物我和谐、情理适中,有"乐感"的性质,"哀"、"物哀"则是情理失衡、物我错位、自我倾斜,有"哀感"的倾向;"感物"是阴阳和谐,刚柔相济,"哀"、"物哀"则具有阴阳失调、阴盛阳衰的女性化色彩。     

论《庄子》"物无贵贱"说之双重意蕴

<庄子>一书内在地包含着的政治批评和哲学创造双重意蕴,并非互相分离的两个不同向度.其"物无贵贱"说提供了理解这一内在关系的文本.就思想的秩序而言,庄子对于以"贵贱"对立呈现的等级制度的抗议,优先于认识论的"是非"之辩;而通过后者所达到的境界,为解构"贵贱"对立开启了来自主体的可能性.但其实现,尚需要将对"责贱"的解构,从认识活动转变为实践活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通过血缘纽带组织起来的宗法社会,不可能超越"人的依赖"关系,不可能出现类似现代平等的社会理想.因此,庄子"物无贵贱"说,虽然也保留着微弱的乌托邦倾向,但其主流不是通过"齐其不齐"去改变客观世界,而是改变主观世界,进达"不齐而齐".即一方面抑制物质欲望和追逐名利地位的冲动,修养以改变自身;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活动,将"物无贵贱"发展为诗性表达的系统理论.前者是道德,进一步通达生死智慧,所以又接通宗教;后者是哲学,借助"寓言、重言和卮言"等诸种修辞方式的交错,开启如何"以道观之"的前景.庄子学的历史为研究中国古代"人的相同性"理论为何没有发展出权利平等的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儒家"道"、"德"观之寻根阐释及其"形上化"之后果

"道"与"德"就其源始义而言,皆是表示在"天命"之"感召"情境下的"行",其本身即是先民的生存境遇之表达.由此处境而发,便进一步开显出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生生为本"之观念以及儒家的表现为"赞天化育"之形式的"天人一体"的天道观.然而,随着宋明理学之勃兴,不仅"道"、"德"的源初意蕴被日趋"盘剥",而渐为"形而上学"之思想物;相应地,儒学也逐步地从作为其立足之根的"人伦日用"中"滑脱"出来,从而沦为空寂与僵执,失去了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经达权"或"顺变精义"之精神,于是,在社会生活中,便引发出许多消极之后果.     

"景""物"辨

"景""物"在古典文论中都指称自然景物,但这当中又有分别。从"物"到"景"的流变历史显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时间性和在场性的认识。"物"主要以"比兴"的方式连接人与自然,"景"却直接呈现自然与人的共在。"景""物"的流变和分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对人与物相处模式的思考和探索、选择和调适。     

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

陆九渊以"心即理"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体系,继承了儒家德性伦理的历史传统,其理路就在于由个体伦理而社会伦理."心即理"的道德哲学意义不仅在于把握了道德的形态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而且解答了伦理道德哲学本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揭示了道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因此,陆九渊"心即理"思想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道德本性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自愿,它是推动人们道德行为选择与践履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力量.     

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博物学强调"物"的善恶祯祥,认为"物"皆有吉凶妖祥之性,人只有知其名、识其形、明其性才能趋利避害.因此,围绕着"物"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一系列"名物""辨物""劾物"等知识技术逐渐形成,并构成早期方技数术的重要基础.这些知识技术和思想信仰进一步维系着人们的生存信心与生活秩序,并为逐步构建的伦理社会、礼仪社会带来心理凭借.     

郭象"不损己为物"的理想人格论

郭象以个体自我为立论基础.在彼我关系中,以弃我殉彼的行为为悖于"常然"的行为,其"常然"在内在方面是"用物不役己"和"及人而不累己",在外在方面是"不损己为物"."用物"和"为物"的基点都是"不役己"和"不损己".其理想人格是由大人、真人、至人和圣人构成的由低到高的层次序列.大人、真人具有"无心而顺彼"的素质,显示着对外在他人的尊重和外在价值观的认可.至人是"以民静为安"精神的凝结,体现着社会责任感.在最高台阶上的圣人折射着"不舍及逐物"和"外内相冥"等特征,由<庄子>的"内外不相及"变成了"相及".大人和真人体现的大多是道家精神,至人和圣人则既有道家的超神入化,又有儒家的合俗入世,是整合道家和儒家精神为一的人格形象,也可以说,是道家化的儒家人格.     

大禹"铸鼎象物"考

本文以为,大禹铸鼎一事值得重新思考."铸鼎"实现了先民信仰对象向中央政权的集中,而"象物"是灵的形象化,所象之物则使原来信仰的无形象的"灵"转变为有形象的鬼神.中国的国家雏形就是依靠这种对信仰的控制出现的.     

《民法典》"人-物"对立逻辑的校正——民事权利体系解释的起点

基于人只能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观念,解释《民法典》的民事权利体系应坚持维护法律人格概念的纯洁性。然而,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经常相伴而生,同时存在于一个交易的场合,在考虑人格与财产区分的观念时,也要承认这种不同利益相互交织的现实。财产权从来都与人格密切相关,即使法人这种为财产关系而设的拟制主体,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需求而设,而只有生物人的伦理意义即法律人格才是人格和财产区分的真正依据。市场交易不会以"人-物"对立区分的界限去定义所有可能的交易形式,即使是只能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也可能产生许多能够交易的内容,例如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即以"物"的观念来看待"人"。同样,物不会真的和"人"脱离,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人格联系,从而在交易中表现为不像是单纯的客体,即以"人"的观念来看待"物"。     

形同而质异:"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

人们常常将中国古典文论命题"文如其人"与法国布封的"风格即人"相等同,其实两者的内涵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正体现了中西诗学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论货币的权利客体属性及其法律规制——以"一般等价物"理论为核心

货币是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一般等价物,具有法定唯一性、国家信用性和高度流通性三大特点.货币电子化并未产生新的法定货币形式.<物权法>颁布后应该对货币的"占有即所有"规则进行全面审视.货币不能直接适用绝大多数动产物权制度,在物的分类中也表现出极强的特殊性,应将之作为一般等价物,从传统民法对一般物的分类中抽离出来,适用特殊物格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