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

中和学说是朱子哲学思想发展和完成的关键.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而为一,故其在中和旧说中所说的未发已发与《中庸》不符,朱子因此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并建立中和新说.朱子中和新说在本体上将“天命流行之体”及本心性体拆散而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心体沉没;在工夫上,格物论无法正确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这样,本心失去其为内在而固有的道德创生之源之义,道德成为一种他律道德而被“减杀”了力量.本人赞同牟先生判朱子相对于宋明儒“大宗”来说为“歧出”,但认为朱子“歧出”的义理间架不是本体上理解太差的“误出”.牟先生认为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唯有“逆觉体证”一途,舍此别无他法,未免太绝对.牟先生一味强调自律道德,而轻忽他律道德,也有偏颇之嫌.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朱子的境界论思想简论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朱子哲学研究的范式采用的主要是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比较重视他的格物说,且把它作为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忽视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文章打破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运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思想来研究朱子哲学,指出朱子关于道体流行、仁、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人在功夫纯熟后达到的心纯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道德思想,都是天地境界的内容。天地境界在朱子哲学中是人与自然的审美性统一,显示了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     

论陈宓的仁学思想

朱子在二程仁论的基础上,对于先秦仁学主题作出了全面的思考和诠释,建构起系统的仁学思想.其中,"仁道全体不息"与"心之德,爱之理"两大观念成为理学家论仁的主导思想.陈宓《道南堂仁说》对朱子这两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论析,把"生物之心"说与"全体不息"说相贯通,赋予仁道以生生不息之义.把"心之德,爱之理"视作"仁道之蕴",从体用方面分别作出阐释,心之德未发为性体,已发为情用.陈宓还把以公言仁纳入仁道之蕴,并强调通过反躬切己的为仁工夫来践行和彰显仁道之蕴及全体不息.陈宓对于朱子的仁学思想有较准确的理解和细密的论析,其仁说对于朱子仁学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