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文明本质及其发展的探索与构造——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述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下简称《微言考》)是康有为现存著作中篇幅最巨的一种,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历经戊戌变法和保皇活动相继失败后在理论与现实思索方面的变化和深入。但目前海内外尚无专文对此书作出分析,已问世的几种专著也未就此展开论述。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对戊戌以后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深化。 《微言考》十一卷,作为《万木草堂丛书》的一种,于1917年刊行,撰者自述完成于1901年,实际上在刊成前已陆续添入不少新的内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评康有为《两考》的消极作用

康有为撰述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两部宣传维新派变法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研究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珍贵资料。它们的刊印,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褒贬不一,成为近代中国争议最大、影响最深的著作之一。对于它们的积极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湯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在《大同书》題詞中,自称他在光緒十年(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湯志鈞同志对此持有异議,认为这是康有为倒塡年月,以表示他著此书时“一无剿袭,一无依傍”。为此,湯志鈞同志作了一番考証,証明《大同书》成书于1901-1902年,前此无此书的草稿存在。这些考証,对于《大同书》的深入研究,的确有所帮助,但是在方法上却值得商榷。     

《孔子改制考》刊行百年

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为纪念康有为等维新变法革命志士,为推动社会新生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本文就康有为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对１８９７年刊行的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奠定理论基础和制造社会舆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对康有为在此书中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论证进行了分析阐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探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曾迫不及待地指名要读两部书,其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一本则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关于《日本国志》,翁同龢在戊戌正月廿三日记道:“上向臣索黄遵宪口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记道:“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光绪看到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要迟些,翁同龢在戊戌三     

评康有为考辨新学伪经的“采西汉之说”

《新学伪经考》的所谓考辨“伪经”,是以“西汉之说”为判定标准的。但是,从史学的立场分析,康有为的以纬书出于西汉之前,归为西汉之学,并将《史记》中与其结论不合的史料说成是刘歆的作伪,都是难以成立的,而且康有为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自相矛盾。所以,康有为并没有真正的做到以西汉之说为标准。     

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这两位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康梁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围绕《新学伪经考》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

钱玄同一方面受康有为经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誉美之辞,而另一方面二人所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道路。可以说,康有为是近代的今文经学家,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而钱玄同则不泥家派,超越今古又超越经学,是埋葬经学、变经学为史学的一个功臣。分析认识钱玄同对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承继与超越,对于认识康有为和钱玄同的经学思想,以及中国近代经学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人道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成与终结

<正> 1879年—1895年,康有为在《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等著作中,以西学的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批判宋明理学,并为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奠定了新的人性论基础.1895年—1898年,在《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礼运注》、《日本变政考》等著作中,康氏的人道主义哲学吸收了进化论而开始从人性论渗入自然观和历史观,人道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而初具规模(参阅拙作《康有为人道主义哲学研究(1879—1898)》《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戊戌变法后,康氏流亡海外,1901—1902年,他定居印度大古岭,有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整理他的思想,人道主义哲学从宇宙观、历史观和大同观三个主要方面得到系统的论证.就他本人理论思维发展而言,他在1898—1902年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达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努力的顶点;就所产生的社会功能而言,则功过参半.     

关于康有为史观的两个问题

近读蒋至静《近代中国进化史观和民生史观述评》(见《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下文称蒋文)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闭关锁国大门被撞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源源传入,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历史观也为之一变,他们用进化论思想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破除了历史唯心主义,建立了进化论史观.例如,康有为接受了赫胥黎《天演论》进化思想,建立了变化改制理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仔细推敲之后,有两个问题不敢苟同,特在此提出来.     

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孝经本义》的学术特质及其意义

清末是《孝经》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在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下,转向今文经学,作《孝经本义》以显其意,以敷世用,提出诸多创发性观点。刘古愚首先标举《孝经》,指出《孝经》是经,六经为纬,乃六经之先导,蒙养之根本;在《孝经》文本上,刘古愚推崇唐明皇的《孝经注疏》,质疑、反对朱子对《孝经》的删改和编排,提出新的改本模式;在内容上,他反对将"孝"局限于父母一身,而是要扩充其量,创新性地提出"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的《孝经本义》体现出"拔弃考据训诂、独研微言大义""以四书释《孝经》""理在解语内"的经学特质,在晚清时代激变之际,回向固有传统,提振儒家伦理,以为救世良药,拓展《孝经》的诠释维度,丰富《孝经》的意义世界,开显出学问家而非如康有为政治家的经世方案。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廖平与康有为的治经

<正> 研究康有为思想都要涉及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所主撰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这是他发动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也是他把今文经的观点运用到政治改革中的思想基础.肯定这两书对发动戊戌变法运动的重大作用和对当时思想界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喻的“大飓风”、“火山大喷火”,是一直为治思想史的人所共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