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成功模式与启发

从区域联防联控主体、目标、运行程序以及制度四要素着手,重点分析国外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成功经验,并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功能图景与预案优化

非常规突发事件冲击着应急管理体系并引致非预案行为出现,制度学习则是提升韧性水平的关键。聚焦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联防联控机制的响应功能及其预案优化问题,通过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文本数据库并开展内容分析,归纳出现实场景下联防联控机制的功能图景及特点,并将此与已有预案功能设计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新发传染病疫情响应功能在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差异,通过危机学习汲取经验并优化预案体系。     

美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立法、税费与联控实践

美国的大气污染治理之路对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从法律制度、环境税费和区域联控三方面分析美国近几十年来的大气污染治理实践,其中,美国环保局的成立和《清洁空气法》的颁布是美国大气环境治理进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此后,美国综合运用多种环境政策工具,形成了成熟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并取得了优异的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其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启示在于:系统立法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有效保障,环境税费是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动力,区域联控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     

中英雾霾防治对比分析

中国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历史上英国也遭受过雾霾天气的侵袭。中国的雾霾与英国相比虽都是由污染引起的,但污染的类型却不尽相同。文章从治理理念、立法、政府职责落实和其他辅助措施等方面对中英雾霾的防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合新《环保法》的相关规定,以期能为中国雾霾治理提出更好的建议。     

联防联治:新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指向与制度建构

联防联治是实现我国大气环境污染良治的必然要求。鉴于大气污染问题具有整体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政府的防治行动需要突破传统以行政辖区划分为标准的各自为战和只抓重点的部分区域间协同防控。新修《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亮点之一,是加强了对联防联治法律机制的规定,深入探究,联防联治法律机制的有效落实,需强调同行政辖区内各级政府部门间的纵向联防联治和不同行政辖区内同级政府部门间横向联防联治的立法指向,明确共担责任及利益协调等原则,确保联防联治的统一调控和良性合作;此外,应细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制度设计,制定区域的划定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对涉及防治主体及其间的权力配置和监督予以规范。     

跨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中的地方政府 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大气污染呈现出的复合型、流动性和跨区域的特点,将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中的相互影响总结为“同向外部效应”和“部分排他效应”,应用演化博弈分析法,剖析地方政府之间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污成本的降低、对不治理污染地方政府惩罚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效果的提高、地方政府不治理大气污染可见性的提升、大气污染治理外部性的减弱等都有助于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向地方政府跨区域联合防治的方向演进,从而有助于提升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大气污染的跨域协同治理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是推进大气污染有效治理、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立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构建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系统,并提出多元主体间协同是基础、主体间动力驱动是关键、合作机制创新完善是根本、外部环境优化是保障的系统运行路径。     

论大气污染防治产业技术联盟的形成

基于对技术制约因素的分析,从产业技术联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大气污染防治产业技术联盟形成的模式、动力、运行机制等;认为构建大气污染防治产业技术联盟应采取政府引导模式,联盟机制应包括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风险共担和利益分享、开放发展、成果扩散和辐射带动、人才培养五个方面,并且政府对联盟运行应实施引导、激励、保障和协调对策。     

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行为逻辑及其补偿探析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是政策驱动行为,企业在大气污染物减排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未能发挥其主体地位作用。还原企业主体地位是建立企业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的关键。文章通过对中国企业大气污染防治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利益取向与行为逻辑,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以驱动企业减排,进而达到激励企业主动进行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可以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税费优惠、发放排污权和押金退款制度政府补偿方式;也可以采取排污权交易与一对一交易市场补偿方式。      

中国污染防治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当前,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日益成为人类关注的热点。环境法肩负着对人们环境行为进行规范化指引的重任,其建立和完善至关重要。本文追溯了中国污染防治法20余年发展轨迹,检讨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农村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制完善

美丽中国不能没有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更不能缺少绿色农村。当前农村垃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因此有必要从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完善农村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为农村垃圾污染问题的解决、美丽乡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为解决农村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的问题,需要转变观念,制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律,完善地方立法,严格和强化法律责任等。同时还要提高农民的生态法治意识,奠定农村垃圾污染防治法制实施的群众基础。     

我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析

当前农地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法律手段是解决农地土壤污染问题的核心,但我国现行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明显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农地土壤污染防治综合性法律,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补充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农地土壤环境管理机构的强制性手段,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严格法律责任;改革农地土壤环境执法体制,从而为做好农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我国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探析

耕地土壤污染是当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制约了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是解决耕地土壤污染问题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我国现行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不足,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完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当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建议制定单行的《耕地土壤污染防治办法》,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内容;强化环境管理机构的强制性手段,协调利益关系;健全相关的配套性措施和救济机制;改革执法体制;严格法律责任,为耕地土壤污染防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农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适用性研究

农地污染防治对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农产品质量、修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对农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适用性进行剖析,发现制度理论缺失和完备性不足是掣肘制度适用和发展的重要障碍。目前我国农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存在主导思想落后、制度建设缺乏严密性、制度系统过于框架化等问题,因此,可通过树立态势感知和动态监测的防治理念,坚持过程控制中精准治理的思路与原则,建立农地污染防控的农民教育制度体系,来提高我国农地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现已成为我国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现状,简要分析了其所带来的危害,并通过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制状况的分析,借鉴国外立法,提出修改、完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内容,建立相应的“子法”相配套实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新形势下的公海污染防治问题及立法对策分析

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公海环境并未受到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而公海污染也未作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引起世人的关注。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类海洋活动的增多，公海面临的污染威胁也不断增加，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公海污染形势，需要对当前的公海污染问题及防治立法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并对新形势下的公海污染防治进行相应的立法设计。     

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数量型环境规制优化

2020年完成所有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为优化数量型环境规制创造了条件。可是对比美国酸雨计划产生的巨大环境效应和高达1∶30成本收益比的经济效应,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成效甚微。数量型环境规制按照等边际原则重新分配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数量,将实现总量控制下的费用最小化,给予固定污染源选择低成本减排路径的自由。可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健全市场机制、规范管理制度来优化中国数量型环境规制,具体路径为：提升排污交易法律位阶、分清环境监督管理职责、实行综合排污许可制度;科学设定总量控制目标、正确选择市场交易模式、合理分配初始排污权;明确准入标准和规范交易流程、完善监测系统和强化监督检查、严处违规排放和健全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