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子对佛教的超越

朱子对佛教的超越体现在:不仅热爱生活,更要认真应对生活;由佛教“本心”的立场转换到理学“本天”的立场;由禅门的“理障”上升到理学的把物理与虚灵结合起来;承认“情”的积极性价值,提出“四端说”;最终由佛学的“豁然顿悟”上升到理学的“豁然贯通”.朱子的哲学触及佛教的灵魂深处,的确称得上构成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异彩的“深造自得之学”.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李滉对朱熹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李滉(退溪)对朱熹理学的传承主要体现在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论和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李氏对朱子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立了一个以理气二物说、四端七情理气互发说、格物说和敬学为核心内容,以主理为特征的性理学思想体系。     

李栗谷对朱子哲学的诠释（2）

李栗谷对朱子哲学的诠释（２）［台湾］杨祖汉（二）气发理乘与理通气局栗谷反对退溪理气互发之说，对退溪理发气随及气发理乘二语，只承认气发理乘一义为合理，他认为四端亦是发气理乘，理不能创生阴阳之气化活动，只是在气化活动时乘之而表现．而气发理乘及理通气局二语...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阐析

中和学说是朱子哲学思想发展和完成的关键.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而为一,故其在中和旧说中所说的未发已发与《中庸》不符,朱子因此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并建立中和新说.朱子中和新说在本体上将“天命流行之体”及本心性体拆散而为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心体沉没;在工夫上,格物论无法正确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的根据,这样,本心失去其为内在而固有的道德创生之源之义,道德成为一种他律道德而被“减杀”了力量.本人赞同牟先生判朱子相对于宋明儒“大宗”来说为“歧出”,但认为朱子“歧出”的义理间架不是本体上理解太差的“误出”.牟先生认为理解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唯有“逆觉体证”一途,舍此别无他法,未免太绝对.牟先生一味强调自律道德,而轻忽他律道德,也有偏颇之嫌.     

朱子的境界论思想简论

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朱子哲学研究的范式采用的主要是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比较重视他的格物说,且把它作为主客体的认识关系问题,忽视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文章打破主客分离的思维模式,运用冯友兰的境界论思想来研究朱子哲学,指出朱子关于道体流行、仁、孔颜乐处的论述,以及人在功夫纯熟后达到的心纯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道德思想,都是天地境界的内容。天地境界在朱子哲学中是人与自然的审美性统一,显示了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     

左宗棠的理学思想

左宗棠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的薰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治学应以程朱为宗。在理欲观、性与理、义利之辩、修养学等方面,左宗棠都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他以理学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修身养性,自觉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流风余韵,不绝如缕——简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借鉴学界前人研究成果,以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基础,视角独特,开拓新域、创见迭出;对朱熹文学理论体系有比较全面客观的阐述和理解,尤其是对朱熹文学研究之深刻意蕴作出前无古人之分析研讨,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可谓体大思精,卓识非凡,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笥河学士诗集》的编纂与流传

《笥河学士诗集》是朱筠去世后由其次子朱锡庚编纂而成。朱筠1781年去世后,在1781年到1801年这二十年间,朱锡庚不断搜寻朱筠的遗稿,到1803牟朱锡庚完成了二十八卷的《笥河学士诗集》。完成后,《笥河学士诗集》由朱家子弟递藏,后被朱柽之收藏,后又流于日本秃庵手中,最后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至今。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从早年读《西铭》,到中年时期完成以《西铭解》为主的一系列解释工作,再到弥留之际仍对《西铭》注解增删改易,朱熹的虔诚和服膺之情始终如一。在此过程中,朱熹留下了大量的《西铭》解释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确对《西铭》非常重视。仔细梳理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看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     

《论语》“公冶长”“雍也”篇疑义章句解读

《论语》"公冶长"篇、"雍也"篇有许多章句在古今众多注解中存有疑义,甚至被误读,对我们研究《论语》及领悟《论语》的思想造成障碍。本文将在质疑古今权威注解(分别基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基础上,对此两篇中的一些疑义章句重新解读,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理学与诗学的契合——朱熹诗法观综论

朱熹将理学修养中“涵养须用敬”之涵养移位于诗学研究,提出习诗者要象涵泳经典一样涵泳诗意,将理学本体论与诗学工夫论联系起来。朱熹之诗法观是其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在诗学问题上的反映,后世诗论正是在对朱熹诗法观扬弃的基础上开展了对诗法的进一步研究。     

朱熹在武夷山与道士交游事迹略考

朱熹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思想学术方面与道教都有着紧密联系,而其大半生都在武夷山渡过。武夷山是道教名山,朱熹与道门中人的交游可谓如鱼得水。但就朱熹与白玉蟾是否实有交往的问题而言,结合史料细加推断可知,由于朱熹与白玉蟾的生卒年代相差较远,两者并无实际交往,其事乃是一段以讹传讹的历史误会。     

“诚信”的体用一源与生活世界的主体性建构——兼论朱熹的诚信思想

朱熹的诚信思想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体用一源的“诚信”,对生活世界做了道德本体化和理性规范化的建构,而且还赋予了生活世界以道德和文化的价值。同时,在赋予生活世界以道德意义和理性规范的同时,也为生活世界中的个体的心性完善和精神超越提供了修养的路向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