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研诗路径与诗学成就

作为桐城诗学的重要著作,《昭昧詹言》从文体视角、知人论世、观其离合等路径对诗歌史上众多诗家及其诗作进行评点;沿此路径,方东树重新书写了传统诗歌演变的历史,建构了具有桐城文派特色诗歌史理论体系,以及围绕这个体系所确立的研诗思路、批评方法等,取得了显著的诗学成就.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桐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延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戴名世咏史诗初论

戴名世的一生不仅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闪现了反清反暴的思想光华,而且其文学创作在艺术上亦有卓著成就,在桐城派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实具重要的作用与影响。然而,由于《南山集》罹祸,戴氏被视为“乱臣贼子”,其著作散佚极多,诗歌作品几乎散失殆尽,后人遂以其与方苞一样,“未尝作诗”。其实,戴氏于古文之外,不仅留心诗学,有着大量的诗歌作品与丰富的诗歌理论,而且显示出开启桐城诗派的重     

姚鼐及其桐城诗派非宗宋派

方苞、刘大槐、姚鼐引领的桐城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散文流派,其实,桐城派作家中的一部分人也从事诗歌创作,并且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这一点,最早由桐城作家姚莹指出,他说:"国朝持论之善足洽天下大公者,前有新城尚书(王士稹),后有吾家惜翁(姚鼐),庶几其允乎.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论清廷学术宗尚对橱城派文论及其选本实践的影响

绵延300年的清代桐城派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固守着传统文人的儒家道统,以文章为己任,同时,又受到清代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学术宗尚的影响。通过对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文论和选本实践的分析,可以发现,清廷任何一种学术宗尚的确立、调整或变化都对桐城派诸家的学术主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古文理论以及选本的编选。当然,这种影响还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沪籍桐城派作家及其诗文集考述

桐城派作家遍布大江南北,沪籍作家亦其重要一支,然鲜有问津.依据师承、私淑关系纽带,以是否宗桐城义法为准则,查检史书、方志以及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等相关文献,确定沪籍桐城派作家有11位,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集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他们受业方、姚,秉承桐城义法,薪火相传,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文作品,提出了较有创见的诗文理论,在桐城派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渗透整合 互补互济:试论曾国藩诗学观、古文观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曾国藩的宋诗派的诗学观、桐城派的古文观,皆随其理学哲学观的确立而形成。至其发展与变化,却又颇为复杂。曾氏前期沾滞于诗,后期专注于文,其文艺观亦即由诗而入,从文而出;宋诗派与桐城派本相辅相成,故其诗文观亦从而相济相生。这便是曾氏诗学观与古文观的形成、发展及变化的过程、方式与特征。     

陈独秀的近代“文界革命”实践——以桐城派末流创办《安徽俗话报》为中心

晚清时期,陈独秀等桐城派末流接受近代启蒙运动的感召,同时也受到包括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吴汝纶、严复、林纾等人在内的近代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的影响,在桐城学堂创办《安徽俗话报》.这是对晚清“文界革命”的呼应,也是他们反叛桐城派的开始.出身于理学世家陈独秀的“文界革命”实践表明:传统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这个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出乎“桐城”又反叛“桐城”,最终成为桐城派的掘墓人.     

试论和谐诗学研究生态的形成——以21世纪5年来的新诗研究状况为例

开放且规范的诗学环境、研究的深度模式、明晰的诗歌重建路向,以及诗歌和诗学历史研究、创作和文本研究、区域诗歌和少数民族诗歌研究等内容,使中国现代诗学在新世纪里逐步建立起了和谐的研究生态,这也是新诗研究在跨入21世纪5年来的基本轮廓.     

清代散文选本视野下的桐城三祖

桐城派选本对桐城三祖推崇备至,以为清代文章正宗之所在.而在非桐城派选本中,桐城三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而言,方苞地位仍然较高,而刘大櫆、姚鼐则多遣贬抑.这种选本差异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深入认识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论袁行霈中国诗学体系建构

袁行霈的中国诗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叶,继承了以朱自清、林庚为代表的审美鉴赏一脉,以建设中国诗学为目标,围绕诗歌艺术魅力问题进行理论探求。一方面,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以诗史为基础,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同时又不断从中国诗论的传统再出发,并行于诗歌艺术史和诗歌艺术论两条轨道,在理论建构上确立了史论结合的方法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诗歌鉴赏中的主体感受,重视审美的情感沟通,用心理解诗人的处境,又从研究中获得情感的体验和精神的成长,在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心艺相通的风格特色。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下中国诗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曾国藩兴桐城与倡洋务之间的联系

曾国藩借桐城文章倡导洋务 ,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 ,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其围绕洋务运动的需要对桐城文理论进行的一系列改造 ,不仅从文统、道统两个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 ,而且力图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     

刘蓉对桐城派文论的传承与发展

刘蓉是晚清时期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奉桐城派方苞为“文学正宗”,受桐城文论影响较大。但是他能以包容之势吸取他人之长而为己所用。在文道关系上,不墨守桐城义法,主张用经济之学,充实桐城义理。在创造理论上,注重文艺特性。标举“疏畅”之文。故其文论思想更具有开放性和实用性。但刘蓉因袭传统的包袱太过沉重,使其未能在理论和创作上找到一条完全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路。这是近代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古文作近代转换过程出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明代古诗选本与评点批评——以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为例

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古诗评点批评形式,发展到了明代蔚为大观.评点批评不仅在诗歌领域,而且在小说、戏曲、散文等方面也形成风气.明代古诗选本中,选评者借助于评点批评的各种形式元素,表达自己流派的批评观念,成为明代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总的来看,明代古诗选本评点批评一般局限于对于一首诗歌的批评,缺乏理论上的概括力.但作为一种批评形态,评点有着独特的批评优势.评点的各形式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全景式的批评,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特色的、独特的古典诗歌批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