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的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依法打击日益严峻的恐怖活动犯罪,也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但恐怖活动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恐怖活动案件范围界定、证明标准、国际司法合作等相关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并深入研究和探索。     

未定罪没收程序属性及证明问题研究

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现状、立法目的以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来看，设置未定罪没收程序合理且必要。从立法背景、目的、整个诉讼程序、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合法财产保护各方面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应该是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同时，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认定的难题。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问题与应对

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目前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存在着诸多不同认识,如:在性质界定上存在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说,在适用范围上存在从严解释、适中解释和扩大解释等主张,在证明规则上存在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纷争。从立法目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归属等方面来看,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明确适用的犯罪类型,没收的对象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该程序适用范围;在证明规则方面,一般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特殊情况下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达到优势证据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辨析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增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其立法目的既是为了与国际公约相衔接,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对比分析域外相关立法例,我国现有理论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予以定性的"民事没收性质说"、"行政强制措施说"、"强制处理方法说"、"综合说"由于观察视野的局限,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根据程序分类的基本理论和立法对该程序的基本规定,我国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是一种刑事没收性质的刑事特别程序。     

论刑事推定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兼议我国犯罪所得没收制度的完善

在犯罪所得没收的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的形态不断变化且随时处于流转中,这些情况增加了证明和判断哪些财产属于犯罪所得的难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将刑事推定制度引入到犯罪所得没收中,用来判断犯罪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得利益以及所获利益的数额和范围。当然,鉴于刑事推定的风险,其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因此,我国可在刑事没收中建立有别于犯罪人定罪的刑事没收的证明体系,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重心放在甄别有关财产是否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问题上,并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程序释评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在不对人定罪的情况下,单独对违法所得予以没收,顺应了我国反腐、反恐的形势需要,完善了这方面的刑事诉讼立法。新刑诉法以四个条文规定了没收所得违法程序,分别为程序的启动、受理及公告、审理及裁定、回转,但新刑诉法对于该程序的案件范围和证据制度等方面需要完善。     

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性质的实然与应然探析

与刑法第64条规定的内容相比,《刑事诉讼法》新增规定的违法所得的特别没收程序确立了我国特别刑事没收制度。从实然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定位于刑事诉讼程序,但是,这使得其陷入无法解决的刑事诉讼理论困境,在实践中不利于提高违法所得没收的效率。为此,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没收违法所得乃是该诉讼程序价值的理性回归。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涉特殊没收条款的适用与省思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为黑恶势力犯罪量身定制的一部综合性法律。其中，涉特殊没收条款为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确立了全面没收、比例没收和权利保障的总体原则，规范了相关主体的权责和义务，设置了针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财产处置紧急措施和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然而，该法仍然未能彻底解决特殊没收的法律属性问题，违法所得的认定标准和第三人没收的类型还有待细化。第45条第3款已出现类似扩大没收的推定机制，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     

论我国刑法中的没收财产刑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附加刑,与其他刑罚相比有其特征：以剥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为内容;适用于严重犯罪;附加重刑适用;实行以必并制为主、得并制为辅的制度。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确定没收财产的范围、数额;正确处理与罚金刑的选择适用;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清偿正当债务。     

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审理前的准备",但尚未形成独立的审前准备程序.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具有较为完善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我国现行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要存在诉答程序、证据交换、证据失权和证据收集等方面的缺陷,难以起到确定争点、整理证据及促进和解的作用.借鉴美、德的立法例,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设立独立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证据制度,是改革我国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基本方向.     

论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

证据交换属于民事诉讼庭前准备程序，证据交换制度程序价值体现在公正与高效上，证据交换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的发展。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证据交换的相关内容结合审判工作的实践就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中的适用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阐释了证据交换制度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效用；详细介绍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即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范围、证据交换程序的启动方式、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时间、证据交换程序的适用次数、证据交换程序的参与主体；深入分析了证据交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是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不够明确、二是证据交换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三是证据交换的尺度把握不够准确；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即明确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充分行使法官释明权、进一步完善当事人诉讼指导制度、准确把握证据交换的尺度、做好证据交换程序与庭前调解程序的衔接、证据交换后径行进入下一诉讼程序的一系列建议与构想。     

诉前证据保全制度中的实务难题与解决途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前证据保全做出了规定,情况紧急,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可以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设立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追求客观真实与诉讼效率.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实务中存在申请审查标准不一、协调难度大、利害关系人范围不易确定等难题.应该简化书面申请的程序,允许紧急情形下的申请文书补正,完善诉前证据保全申请的审查程序,完善诉前保全证据质证程序以及解除程序.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的审理程序

我国第二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的法律规范在规定控方承担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同时,还要求审判者摒弃消极中立的立场,赋予法官启动非法证据审理程序和依职权调查的权力,承认法官主动审查、识别并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权限。配置法官这样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非法证据审理程序不独立的缺陷,适应了非法证据问题的程序属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照了非法证据审理程序的特殊性要求。     

论量刑证明

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下,证明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活动缺少司法证明的有效规制,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诉权的行使,也不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证明应建立在定罪证明的基础上,确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主体地位并注重保障量刑证据的相关性要求。量刑证明的对象为量刑事实与量刑请求;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证明责任;量刑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对于法定量刑情节应达到清楚可信的标准;量刑证明应依自由证明的方法进行。目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能满足量刑证明的内在需要,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确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的比例适用及产权保护

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设置专章,规定了涉案财产全面调查、实体处置措施及程序规范,在贯彻“打财断血”刑事政策的同时,注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在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背景下,涉案财产处置和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仍存在不足。在比例原则视角下,在刑事处置方面,办案机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产的范围进行限定;对追缴、没收与责令赔偿、罚金、没收财产进行功能界分;对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收益、等值财产、第三人财产的实体处置措施限制适用,并依法退还与案件无关财物,即时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同时,在涉案财产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的刑事推定方面予以程序规范和制约。在产权保护方面,应当明确涉案财产及其处置的民法属性与法律后果,克服“先刑后民”的传统思维,促进刑民衔接;从利益衡平角度,合理区分涉案企业及员工的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并通过涉案企业合规治理,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公民提供反恐情报之刑事义务赋予的扩张与纠偏

应对恐怖主义犯罪,许多国家均采用刑事治理的方式,设立数量多、打击严的刑事立法。但是除了国家主动打击之外,部分国家基于反恐需要与预防刑法观,要求民众提供恐怖主义犯罪信息的情报,并且在必要时需将提供情报的义务设定为刑事义务,如拒绝提供则触犯刑法。这种义务分为主动提供与间接配合提供,分别与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相符合,但均属于犯罪圈的扩张。基于我国被恐怖活动侵扰的实际情况,刑事立法设置公民对恐怖活动的配合型报告义务具有合理性。但是在犯罪圈扩张中需要谨慎对待,应当从犯罪圈的扩张理念、“明知”“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出发,将扩张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是仿照原来苏联模式设立的,现已不能满足我国刑事诉讼法打击制约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设置决定了刑事审判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在我国立案是每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启动程序。在很多情况下,未能对所接受的立案材料进行调查,无法确认其是否符合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条件。有必要在现阶段重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我国搜查制度的运行现状、问题及完善

实证研究表明,搜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无证搜查比例过高、启动搜查的实质证据标准缺失、搜查的执行程序随意、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以及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观念的缺乏有关。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搜查制度应以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理念为指导,注重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和权利的救济与保障,在本土化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立法、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我国的正当搜查程序。     

没收财产刑改良论

没收财产是财产刑中的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在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量刑依据缺乏、量刑标准抽象、适用方式欠妥,应当进一步完善。     

构建我国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间接体现出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种一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对我国民事审判实务造成了困扰,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根据当前我国民事纠纷的多元化特点及民事诉讼中注重适用调解原则的大趋势,我国应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设立多元化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证据占优势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