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论社会公正及政府对策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却不容乐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公正政策的公正导向,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公正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公正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正日益与改革的初衷相背离.我国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主导,由增量改革引发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公正,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难以消除等问题,不但严重地扭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继续深化改革,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强法制社会建设、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推动地区间均衡发展等措施,促进社会公正,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推进.     

全球化多方位冲击和挑战与国家政治转型

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其进一步发展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国家必须把新的内容纳入其政治范畴,实现适应全球化诉求的政治转型,这既是政治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更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举措。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基于话语民主的虚拟政治秩序研究

所谓虚拟政治秩序,是指互联网政治系统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功能相协调,政治实体、政治规则和政治控制等结构性要素良性互动。其一般条件是:政治实体有足够的政治理性、明确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政治规则应以正义、公平和良善等为基础并吸纳被统治者意见;政治控制应有合法性和有效性。但互联网环境下政治实体的主体悬置和群体极化、政治规则的正义性丧失以及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导致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对虚拟政治秩序造成了威胁,需引入话语民主以重建虚拟政治秩序。国家层面应以电子政务为依托,扩大网络参政议政;联合网络媒体,以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引导舆论;设立民意专员并加强同宣传部门、网管部门和意见领袖媒体等的合作。公民层面应推举意见领袖,发挥其传递、引导、解释和价值影响功能;为利益群体设立参政议政的政治社区,促进深入对话和限制敏感话题的无序传播;成立网络社团,发挥其"排气孔"和"安全阀"作用。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转型

时代变化,要求社会主义事业由建设工业文明转向建设生态文明,由此需要有一些重大的转型。文章对社会经济根据生态文明的未来而转型做出了前景规划,在走向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了超越市场经济理念、解决物质欲望过强的思想。在农业领域、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要有生态文明的产业转型。在生产关系方面,从产权关系的作用、竞争模式、调节机制、共同富裕道路要有生态文明的转型。     

以公民社会的发展推动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城市行政体系的自我革命、城市管理模式转型瓶颈的克服,都必须把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及其背后的利益、价值追求整合起来,形成成熟的、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提供持久的动力、组织保障和功能依托。     

广州市职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研究

本文对广州市各职业群体3000多人,就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总体上成正相关关系。     

政治发展陷阱与政治发展资源——国家能力理论视野下的政治转型与政治发展

强调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自主性的国家能力理论,事实上把新兴国家推向了危险的政治发展陷阱: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巩固日趋依赖于政策表现.这种政治发展理念因而成为新兴国家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新兴国家要充分挖掘并发挥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为重点的政治发展资源的作用,广泛宣传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形成对国家认同、目的、意义和发展战略的普遍共识.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     

政治转型的经济成本核算——以国外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为例

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是由威权体制均衡状态向民主体制均衡状态过渡时产生的非均衡而造成的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以民主巩固为导向的民主化转型,其经济成本分摊涉及“转型正义”难题,应实现公正分摊,以免出现“政治冷漠”和“政治抗争”的后果.韩国民主化转型的经济成本分摊策略体现了公正性、有效性与合理性,促成了民主化成功转型之后的民主巩固.本文探讨民主化转型经济成本分摊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走向民主改革的低成本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支持.     

建构司法和谐的天平——公正与效率契合下的司法为民与司法清明之探讨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是法律的两大价值目标,两者对立统一。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佳诠释,司法和谐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契合。本文以此为视角,从处理好司法机关与社会民众两大核心主体关系入手,以司法为民和司法清明两大方式,实现建构司法和谐天平之目的。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转型国家的经济重构：兼论转型经济学的转型

在最初对“渐进”与“激进”两种转型方式的争论之后 ,转型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已经开始由产权改革向经济重构转变 ,这种变化本身也体现了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种转型。本文结合现有的文献讨论了国有企业重构的微观机制以及重构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 ,本文指出了中国转型中企业重构的特殊的微观机制及其对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含义。     

基于空港经济的中国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航空港是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已经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空港经济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流经济形态之一。在国家促进空港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中国正掀起一轮空港经济发展热潮。通过梳理空港经济的相关概念,比较国外空港经济的发展特点,总结国外空港经济模式的演进规律,提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创新驱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发展外向型经济等路径推进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最后提出发展空港经济可以提升城市发展空间、扩展航空产业价值链、促进与世界大都市对接、加速信息化和绿色生态建设,进而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路径:市场化与政府转型

历史经验说明,仅仅依靠政府实施有保有压的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估化应当选择双重路径:一方面,继续推进市场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自动清除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另一方面,加快体制改革,把政府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即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和宪制政府,如此,才能建立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