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辨析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在各自母体的政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毫无瓜葛,都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尽管中国的"封建"比西欧的"feudalism"早了两千多年.随着西学东渐和全球化的展开,这两股原本互不相干的潮流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却汇集起来,对中国最近的百年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上述状况进行了系统疏理,并在文末提出了翻译中的语义失落问题,或许不无意义.     

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

“封建”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藩”,原指殷周实行的分封制,与秦以降实行的郡县制相对应。近代中日两国学人皆以“封建”翻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意为领主、采邑制),遂成一重要汉字史学术语。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始,共产国际译词在中国传播(如称现实中国为“半封建”),尤其是1929年前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一派,将“封建”泛化,把秦汉至明清这一颇不“封建”的两千余年历史纳入“封建时代”。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一论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通行。而负荷新义的“封建”,脱离了中外古今概念坐标系的正轨,既未求得古今义流变的合理性,也没有达成中西义对接的准确性,故其效用不佳。笔者从语义学与历史学的结合部,追踪术语“封建”误植的过程,并建议恢复“封建”古典义,又与英文术语feudalism相通约,将殷周称“封建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社会,不宜冠以“封建”,从政制角度可称“郡县制时代”,从较宽泛的历史学言之,可称“宗法专制帝制时代”。     

略议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

讨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前提是确认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流行说将中国前近代认定为"封建社会",此说不符"封建"的古义("封土建国"),也不符"封建"(feudalism)的西义(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并且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观相悖反.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的表述应为"宗法专制杜会".中国杜会的近代转型所立足的历史前提为此,而不同于西欧、日本的"封建社会".     

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比较之我见——与赵建民同志商榷

本文就赵建民同志在《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一文(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中的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的看法。 一 赵建民同志说:“中国与西欧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实际上并不尽然。     

试论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问题——剖析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

封建城市问题,直接关系着封建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尽管有好些共同点,但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在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和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从而剖析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原因。 中国封建城市的建立决定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征

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特征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对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下面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我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制度与西欧封建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在具体形式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之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产生的基础和途径不同。西欧封建制度是在充分发达的奴隶制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在不发达的奴隶制,即在属于古代东方奴隶制类型的奴隶制解体的基础上产生的。     

茅盾早期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的标准问题,是严复在一九○一年第一次提出的。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①。在强调“译须信达雅”的同时,严复还力求“文必夏殷周”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本身却并没有做到“信达雅”,是一种“太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

一、前言严复的翻译工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肯定严择之贡献的学者颇多、例如梁启超认为严复是清未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国西洋留学生介绍新思想的开端。任公自讽地说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输入,在开始之时是囫囵吞枣,乱无章法,此种译介工作可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译介者,就是严复。①蔡元培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候官严复为第一”,o革命党人胡汉民则称严复是“译界泰斗”,又说：“近时学界译述之政治学书,无有能与严译比其价值者”,②更有不少人将严复与林纤并列,…     

从帝王、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中西封建税收的差异

本文认为，中西封建社会的帝王、国家和政府三者之间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中国，皇帝、国家与政府三位一本。而在西方，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可以代表政府，却很难代表国家，国王与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分立状态。基于这种不同的关系，封建赋税在中国主要依靠强权征敛，因而称为“强权征收”；在西欧，封建前期主要依靠特权征取，后期主要通过协商征收，所以分别称为“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强权征收”反映中国封建赋敛的专断随意性特点。“特权征收”和“协议征收”则反映西欧封建税收相对民主程序化特征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成因

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成因朱伟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阶梯。”①在古代社会，等级制的存在发展是由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的。本文试就中世纪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及...     

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近代以来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分期作过长期探讨,而至今仍聚讼纷纭。当下流行的历史分期,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有悖“封建”本义,且与社会性状全然不同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日本中世及近世幕藩制混为一谈。而在此种泛化封建观出现以前及之后,曾有中国学人将这一历史阶段称“君主专制全盛之时代”、“霸朝”、“统一的郡县帝国时期”等等；欧美日本学者也多将先秦称“封建社会”,将秦至清称“家产官僚制”社会、“官僚主义”社会等,均不赞成以“封建社会”指称秦至清两千多年。其实,秦汉至明清去封建渐远,称“封建社会”名不副实。这两千年间贯穿性三制度是：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     

4—6世纪西欧和中国游牧民族的迁徙及融合

本文对公元4至6世纪发生在中国和西欧的民族大迁徙的特点、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公元4至6世纪西欧和中国的游牧民族迁徙,是当时世界性民族大迁徙的组成部分;它加强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联系;改变了农耕民族的社会衰落状况;对中国和西欧的民族融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于中国和西欧不同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后出现了不同的生产结构。     

解放个性与强化整体的双重变奏——严复人生哲学论纲

近代中国思想家面临双重的启蒙任务：既要解放个性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又要强化整体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严复回应时代所提出的启蒙课题,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他通过改造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思想,又吸收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素养,形成以突出人的因素在世界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为特征的天演观。这是其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严复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民”为国之“本”,救国之“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强调“民”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这是其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严复站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卢梭和霍布斯“天赋人权论”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学说融于一炉,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人学的论证。这是其人生哲学的理论目的。严复思想促进了中国人生哲学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由地主阶级人生哲学向资产阶级人生哲学的转变。     

严复与辜鸿铭文化心态的比较

严复与辜鸿馆都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在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变革潮流中,严复为国人打开启蒙思想的大门,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又有所选择地从西方搬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辜鸿铭则在形式上反其道而行之,以精熟圆练的外文造诣,英译儒家的《论语》、《中庸》等经典,极力向西方传扬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因其念念不息对小脚、留辫、纳妾等封建陋俗的赞赏和曲辩,而被人们视为“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怪物”或“怪杰”。严复和辜鸿铭同处一个时代（前者生于1854年,…     

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新探——对《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一文的商榷

针对《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一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几点新的认识 :(1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的封建城市都滋生于封建自然经济之上 ,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有着与封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方面 ,两者在城市基本属性、居民生活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的差别并不具有本质意义 ;(2 )该文所论“城市不能有效涵容农业人口”、“职业构成简单”等总体特征与中国封建城市呈现出的人口众多、市场繁荣的表象及资本主义萌芽较早出现等历史事实相悖 ;(3)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 ,其自给程度相当有限 ,因而商品经济必然较之西欧封建时代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这在事实上就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欧内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对于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则是城市产生的基础。这些城市并非纯粹是反封建的,它们的性质需要重新识别。尽管在中世纪的中国也存在过类似的大城市以及“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士阶层,却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     

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

基于"西欧的社会信任模式及其起源"的译介及相关研究,本文讨论了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及其归因。中国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间,不同单位的成员社会信任程度不同;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之间,西北欧的国民比东南欧的国民社会信任程度更高。中国与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一般信任产生负效应,但也取决于不同方面;欧洲一般信任模式的差异可归因于不同的家庭结构。最后,本文讨论了该研究对跨文化比较的启示。     

论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之一。他译述的《天演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深刻的清理，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严复是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旧观念的斗土。为了拯救祖国，唤起民心，他反复表示：对传统的政教、学术及旧文化心态，“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更蹈作无耻之故辙”，表现出执着的勇士气概。但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盘否定，而是在衡比中西文化异同中，“去其旧染而择其善而存之。”严复对旧文化的“旧染”，抨击是激烈的、深刻的、有意义的。现试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     

亚当·斯密的《原富》和严复的功利论

严复(1854——1921)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出身贫寒,勤奋好学,早年就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译成中文,并在这些译著中写下了十七万多字的按语,使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直接同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见面,开创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条有效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说:“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