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影像民族志

以自传式纪录片为载体的"土著影像",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索尔·沃斯和约翰·阿代尔进行"纳瓦霍人电影计划"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自我表述和"影像赋权"。土著族群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影像民族志",根本性地改写了民族志电影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影像创作的文化殖民霸权,产生了更为深入、具有丰富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在当代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Righteous Dopefiend：公共人类学摄影民族志

Righteous Dopefiend是一本对海洛因成瘾的流浪汉群体进行研究的公共人类学摄影民族志代表作,作者Philippe Bourgois和Jeff Schonberg历经12年,来展现和描绘城市边缘中人们“视而不见”但却有感情、讲义气的流浪汉群体,立体而鲜活的呈现他们的苦难和挣扎。本文从民族志研究和抱团取暖的群体,“灰色地带”中的摄影民族志、个人生命历程的书写等方面对本书进行评述。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视觉人类学视野中的赫哲族影像研究

本文在对赫哲民族影像的梳理解读、总结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发展赫哲民族影像记录的建议,旨在通过以"主位"影像的内视角反思民族发展和建设高质量的民族影像数据库,在建设民族影像文献体系的同时,最大程度转化为经济社会价值.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关于《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对民族志书写的启示

格尔茨的《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良好的民族志书写功底,通过对巴厘岛斗鸡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描述,并运用独到的见解,探讨了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观念及内涵,其融入田野点的方法、对斗鸡社会现象详细描述及解读对民族志的书写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思路.     

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人类学的灾害研究如何呈现——兼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

以民族志的方式,对地方层面的灾害场景和灾害感知进行完整呈现和系统转述,是人类学灾害研究的关键。《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基于特定灾害场景的系统考察,来呈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的复杂互动过程,并就不同人类群体如何借助社会文化资源来认识和应对灾害的经验图景加以辨析,这代表了灾害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井边一笑水乱了——生态人类学散文再实验

本文继续探索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嫁接的可能性。不过,这里不是指以文学活动为审查对象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而是一种人类学的理性观察和由感情介入的文学创作之间的跨界融合活动。这组民族志散文可以看做是人类学里的空间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诗论中的意境概念相关照与参悟的结果。在这里,乡村中的溪流和田地已不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一种被农民的意识和情感乃至乡村世界以外的力量所塑造出来的文化景观,是他们赖以栖存的意境。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所描写的溪流既可以看做是杜尔干意义上的集体表象,又可以看做是作者抒情达志的一个工具。读者可以通过一条溪流去认知一群人、一个社会,乃至作者自己。而从文学角度论,则采用物线法,即通过一条河流把人、物、事串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