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民间组织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其“助推”功能根源于民间组织的基本属性、“政府失灵”的客观要求、公民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并且培育民主价值文化、创建公民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制约政府权力、提供民主政治发展动力等是民间组织“助推”功能的主要外在表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组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中,农村民间组织日益受到关注。农村客观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农村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农民特殊的社会文化需求和农民的创造性实践推动了政治、经济公益类和社会文化服务类等民间组织的生长和发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并且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给以正确的引导和充分的支持。     

社会转型与城市公共事务的合作共治——以上海为例

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城市公共产品的要求及其供给中存在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提出了城市公共事务合作共治的现实需要。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在理论上的区分则引出了城市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可行性。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应当根据各自组织的功能比较优势,形成网络状的治理结构,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     

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三大不利性制度因素分析

现代社会日益由强调“政府市场”二元模式,转为关注“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结构。然而,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面临三大不利性制度因素:控制型登记管理制度的阻碍、资助型税收制度的缺失、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这些制度上的不利因素成为了中国民间组织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制度“瓶颈”。针对这些不利因素,应建立完备的民间组织立法体系、培育服务型登记管理制度、资助型税收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确立一种非营利分配性评估制度。     

民间组织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

民间组织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构建新型公共治理结构,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体制基础;它是政治参与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市民认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政治文化;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公共职能系统发挥优势,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的政治生态。     

民闻组织及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民间组织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器"和"协调器",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民间组织也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实现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整体合力。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民间组织及其社会政策

从组织生态学视角看,社会政策是民间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民间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有赖于科学的社会政策来引导、促进与监管。然而,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社会政策方面还存在着“双重管理”体制的去留问题、群众文化活动团队合法性问题、民间组织能力不强与公信度不高的政策等问题,阻碍了民间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政府有必要明确对民间组织的政策取向,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释放民间组织的活力,并使之更好地与政府合作互动。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民间组织作用的发挥。依据民间组织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扶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实现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     

民间组织培育和发展中的供需矛盾分析——从普通民众对民间组织及其服务的接纳与需求视角出发的探讨

民间组织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支必不可少的力量。普通民众是民间组织的存在基础、发展源泉。从普通民众对民间组织及其服务的接纳与需求视角出发,探讨民间组织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供需矛盾,是十分必要的。当前民间组织培育和发展过程中,普通民众对民间组织及其服务的接纳与需求和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一定的供需矛盾。这种供需矛盾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文章在深入分析这种供需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要正视矛盾,培育与发展多元的民间组织,规范与健全民间组织的管理与监督,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从而促进民间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伦理学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社团革命。在经济活动、 社会管理、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帮助弱势群体、人道服务、保护环境等社会公益事业中,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与政府和 市场相媲美的第三部门。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志愿性及其弹性组织形式的民主性、平等性等特性,因而 与市场和政府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道德色彩。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 会公益精神,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拉美国家劳资关系规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劳资关系的规制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各国采取的灵活的用工制度、限制工会组织、重置集体谈判权等改革措施,在促进经济市场化和劳动关系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使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规制出现"缺位"、"错置"、甚至"负置"等问题。我国政府应借鉴其经验与教训,在劳资关系规管中改变单纯"劝架者"的角色,以良性劳资关系"建设者"的身份,积极探索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基本途径。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培育机制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选择消减社会责任项目、减少公益支出。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陷入困境。在此,设计包括政府、媒体、高校和NGOs企业多方推动的良性自运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培育主体的自我培育是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为全面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提供支持。     

中国NGO的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的NGO在总量上表现了一个异常巨大的群体,存大纷繁多样的组织形式,其活动领域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结构上则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布不均、活动范围有限、单体规模不大等特点,表明其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由于受到资源和能力、法规和体制等方面的限制,中NGO在发展上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努力构建分类监管、资源引导和行为控制的新型管理体制,同时要完善立法、统一监管,着力推进包括公益服务组织在内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个典型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和"宁波模式"三个典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应发挥党政的主导作用,推动多元共治;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民社会;动员政府之外社会力量,促使其在经济方面支持社区建设;创新服务手段,发挥媒体和网络优势。     

论我国廉价政府构建的理论渊源、难题与着力点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建立廉价政府做了精辟和深刻的论述,即廉价政府是民主、自治、低薪和精简的政府,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廉价政府的主要理论渊源。当前我国在打造廉洁政府面临着行政机构多、人员庞杂臃肿,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特权者的潜在威胁,体制内外监督作用的乏力等难题,应着力推动公务员财产公示、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树立有限政府理念、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公民监督,发挥社会组织自治作用。此外,构建廉价政府需处理好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要有自觉意识、自我纠错能力。     

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咽噜”的严厉镇压与社会恐慌

乾隆中后期,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咽噜”活动频繁,已经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清政府下决心铲除“咽噜”这一黑社会组织。但是,清政府面对着这一困境：将真正的“咽噜”与被怀疑为“咽噜”者、被裹胁入“咽噜”者区别开来,以打击真正的“咽噜”,而不致造成大的社会恐慌。而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咽噜”镇压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恐慌,后果很严重。     

从救济到救助：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经历了从传统救济到现代救助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体现了城市社会救助工作从政府恩惠到政府责任、从单一济贫到综合救助、从无法可依到有章可循、从＂输血＂到＂造血＂的巨大转变。重新审视6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构建现阶段的社会救助体系,这对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弱势群体问题尤为突出的转型期意义重大。提出了从明确社会救助中政府的主导责任、健全综合救助体系、加强社会救助的法制保障和重视受助者的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建议,以期不断完善当前的救助体系,使弱势群体也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