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危机与拯救——《伤逝》再解读

通过对《伤逝》文本的解读,发现涓生在建构自我形象中经历了"启蒙导师"、"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等形象的转换,在自我形象的不断转换中经历了严酷的内心搏斗,小说以涓生"手记"这一自白体,将坦露与掩饰、追问与忏悔、真实与空虚等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交织于一体,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生成的困境与可能性。《伤逝》作为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分析涓生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更深刻理解鲁迅先生1925年之后如何回应和深化其早期的"立人"思想。     

“无”鲁迅的“竹内鲁迅”

通过先行否定《呐喊》、《彷徨》、仙台经验、启蒙者、先觉者等现实鲁迅像,竹内好以《野草》、S会馆时期、文学者、非先觉者等为回心之轴,塑造了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但是,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目的论,使"竹内鲁迅"陷入了一种玄学式的同义反复逻辑,以至于以否定鲁迅来成就"竹内鲁迅",以无限否定至无来证明"无"。"竹内鲁迅"的形式先于内容、语言先于事实、目的先于历史,不过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二战"期间的日本知识人,表达其无法克服的历史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媒介。"竹内鲁迅"其实"无"鲁迅。     

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鲁迅的"还乡小说"系列中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模式:离乡者"我"的还乡结构中,内含着"我"与故人相遇的模式,通过陌生化的故人相遇场景暗示离乡者与在乡者的文化差异,将国民性纳入到启蒙话语框架中进行解释,同时以异己性的眼光反观认识到自我的身份焦虑;故人的讲述中含有一个内核性质的故事,言说着故乡生命形式的复制以及自我与传统的亲缘联系,是对国民性成因的追问;"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成为结构文本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文本形式。     

“鲁迅圈子”的形成

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的归属意识。晚清报刊媒体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文人社交的"圈子化"。鲁迅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开始有了"圈子"意识,先是加入了"同乡会",继而结交《浙江潮》的编辑,后来自己组织人员想创办新的文艺刊物《新生》,在经历《新生》创办失败后的多年沉默,鲁迅在北京又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化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盟军。鲁迅深知文学圈子的重要,多年来不断组织身边的青年创办各种文学杂志,并最终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与文化圈子。     

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兼论新时期文学中的“五四”情结

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最重要之点,是以人文精神与启蒙主义所构成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范;“反传统”与之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一新传统尽管经历了三四十年代及建国后十七年漫长时间的断裂,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到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几乎都是沿着五四传统演进的     

刘心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心态转变探析

刘心武1980至1990年代创作心态由启蒙心态转向泛人文心态,文学启蒙实践由"他者启蒙"转向"自我启蒙".政治代言的寻租转向、经济发展的内在法则激化了启蒙理念与启蒙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而制约了启蒙活动的展开.文学启蒙的隐性策略和作家素质的提升是社会现代进程的必然要求.     

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对"五四"文学革命起了领军的作用.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倡导的启蒙意识、人本主义与"平民文学"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深邃的精神内涵.     

“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与鲁迅《希望》比较研究

在"暗夜"中探寻光明是大江从鲁迅文学中继承下来的精髓所在。通过对大江《形见之歌》与鲁迅《希望》的比较研究发现,直面"希望"与"绝望"的现实问题,二者都是通过叙事者"我"在思想上的认知转变,关注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国家的独立与复兴。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存在着明显不同:直面"黑暗",鲁迅是始终凝视"黑暗",将其内化为"希望",但其底色仍然为"黑暗";而大江是在凝视"黑暗"的过程中,将其外化为象征"希望"的"星星"或者"新人",在"暗黑"中窥视"星星之火"。鲁迅主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是"改造"主义;大江则力主"宽容"异端下的"希望",是"改良"主义。因此,如果说鲁迅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家,大江则是改良国民性的启蒙家。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构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现代性”辉映下鲁迅的墨侠文化情结

从现代性理论角度下重新审视鲁迅和传统侠文化的关系.对现代性概念做了界定阐释,叙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的基本关系.从现代性的概念的三个价值基点出发论述鲁迅与侠文化的关系:一是鲁迅如何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研究和批判;二是鲁迅如何呼唤与传统侠士有共通性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启蒙当下民众,提出"人的主体自由"的现代性方案--以"立人"为核心,以"人国"为目标的现代文化建设战略构想;三是鲁迅在"自己反对自己"悖论式现代性价值视点下,赋予侠文化的核心主题"复仇"以自啮自身的反省品格,让文化的"复仇"成为批判国民性的有力武器.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悖论与互补——生态文化学视野中的鲁迅林语堂学案

以生态文化学观点考察鲁迅林语堂学案,会发现：鲁迅与林语堂的反目实际上是五四“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观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即精英启蒙思想与民主自由思想的内在冲突。它们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但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文学史对鲁迅与林语堂的文学观给予了高下与正误的判定。而鲁迅林语堂学案又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事件的潜在延续和隐性表现,林语堂则充当了一个替代性的标靶。今天重提鲁迅与林语堂学案,力图放弃文学史写作中的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标准,使文学研究的标准回到审美,回到和谐。     

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鲁迅文学世界里的自我精神形塑

20世纪初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重任却又置身于虚无之境的知识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过客"、"孤独者"等"浪子"群像,也是鲁迅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变形书写.     

鲁迅与启蒙及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沿着启蒙个体生命本位的思维脉络,梳理鲁迅对启蒙怀疑与反思的矛盾历程,阐释启蒙终极指向生命自由旨在实现"生命回归"的精神内核;从生命存在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和中国历史文化沉积造成的生命个体本位缺失两方面,探讨启蒙在中国的道路艰难与漫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分析启蒙与文学的深度契合关系,以及鲁迅的文学超越启蒙性界定的丰富意蕴。     

一个“离群”射手的独立宣言——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动因

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后,坚守思想启蒙的鲁迅从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身上感受到中国知识者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差距。于是,鲁迅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点开始由批判复古保守的旧文人渐趋转向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知识分子的表现。与"特殊知识阶级"长达一年的鏖战,引发了鲁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质与价值取向的持续关注。挣脱体制,自我放逐,做一个"真的知识阶级",是鲁迅来到上海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现代中国文学与启蒙理念之逻辑关联反思

中西方关于"启蒙"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西文语境中的"启蒙",其原初涵义为康德所说的"对于自身的反思",是一种"自身/自身"的对话结构;汉语语境中的"启蒙", 沿袭儒家的"教化"理路,由"圣人"向"不知者"传达其"所知",是一种"自身/他者"的对话结构.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运动表现为"逆向双轨"的模式,但却缺乏鲁迅那种"自审"式的觉醒.文学的新启蒙主义注重带有原创特征的"内发性"资源,呼唤真正具有精神追问的、有思想深度的、风格独特的、不可归类的"创造型"作家与作品.     

王富仁“鲁迅”与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

王富仁的"鲁迅",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王富仁通过鲁迅研究,对现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新意的阐释,而又切合了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要求,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回到鲁迅",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和现代性的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王富仁"鲁迅"打上了研究者的烙印,这就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思维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治学特色,尤其是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紧密结合的学术品格。     

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历程及其渊源探析

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奠基人,国民性批判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这一思想的形成与其早期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鲁迅青少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南京矿务学堂求学、进化论学说以及日本仙台学习医学等人生轨迹,都对其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使其最终选择这一思想成为他毕生致力完成的历史责任与文学使命,代表着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终止后的精神状态与心路历程。     

善意与温情--"鲁迅与仙台"研究的基调

笔者针对“鲁迅与仙台”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记述的幻灯事件是否虚构情节,藤野先生的教学方法使鲁迅反感而离去等,提出在解读中应坚持“温情和善意”的原则。通过考察文章的写作背景,认为鲁迅写作的基调是温情和善意。即便有虚构情节,也不足以影响这个基调。以往的“鲁迅与仙台”研究也符合这个基调,亦即符合鲁迅本意。笔者批评了当前文学研究中的“解构”主义倾向,即妄议历史人物,无根据地怀疑一切。这种倾向在“鲁迅与仙台”研究中虽然比较轻微,但也应该警惕。我们应该提倡对历史人物的温情和善意,而不以臆测或以时事政治需要来衡量人物。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