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易学蠡测

章太炎的易学思想如同他本人其它的学术思想一样,是复杂而又丰富的。在诠释《周易》方面,章氏虽用传统的训诂法,重实证,求真知,但又不泥成见,推陈出新,以史学的眼光来分析、判断,反对以象数、清谈和谶纬说易。同时,蹊径独辟,把佛教唯识学与《周易》联系起来相互比勘,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本文通过对章氏易学的深入剖折,力图展示其易学思想的概貌,并相应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易林》的作者归属略辨

《易林》是易学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学术界一直对其作者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目前主要存疑于西汉中期的焦延寿和东汉初的崔篆。笔者从目录学的角度、从崔篆的学术倾向与人生经历、从《易林》爻辞所记事情及其浓郁的谶纬思想等方面考察,以比较充分的证据论证了《易林》作者当是东汉初的经学家崔篆。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     

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本文选取"每除台谏,必预经筵"这种南宋特有的现象,以君相关系及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恢复为切入点,对于南宋这种政治模式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南宋政治模式的形成过程,对应着如下历史进程:南宋初期,在政权重建、军人集团林立的非常时期,秦桧借助突发事变,依靠北宋以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传统,以强化皇权的名义,将士大夫政治一并强势恢复,在绍兴和议后稳定的大环境之下,将士大夫政治和皇权同时推向顶峰。这个过程造就了南宋初期士大夫政治选择、社会走向和思想转型的空间。这种模式,为中后期专权宰相所效法。南宋政治模式不仅在当世,对后世也有着遥隔时空的影响。南宋何以权相辈出,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则透过对南宋政治模式的阐释,从根柢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对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 根本任务、 重点内容、 基本原则、 基本方法、 队伍建设和领导管理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经验:尊重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客观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继承与创新并举的价值理念等.     

论马融古文易学及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马融的古文易注,对后代《易经》的传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重要地位与贡献不可忽视.古文《易》源自费氏,马融承而续之,但在对《易经》的注释中,以“其才高博洽”,打破壁垒之见,兼采今古文之说,对东汉学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敬而不畏：宋徽宗“钦明天道”星占观探析

在北宋“天人相分”思潮的影响下,在与士大夫的政治互动中,宋徽宗对天变的态度逐渐从“敬畏天变”向“敬而不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钦明天道”为核心理论的星占观。“钦明天道”星占观实际是徽宗通过神道设教规避“天人感应”思想影响,渐而控制朝政舆论、加强个人权力的手段。因而,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是宋徽宗“钦明天道”星占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古代民本观浅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代君主治理天下和士大夫为官之道的基本意识,更是道德遗产的重要方面.民本思想有其积极进步的因素,但与今天的民主观相比仍有着质的区别,对其内涵要素合理的发掘则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易学自然观视野下的数理哲学模式初探——河洛数理内在逻辑

易学自然观是用易学的视角对自然界进行的合理的论述和解读,其主要以阴阳二气动态流转为核心,从而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周易》又本源于河图、洛书,故而对于河图洛书规律的探索和挖掘具有正本清源的学术意义,能够从其理论源头探究出许多具有极高价值的元理论,从而完成易学自然观体系的构建。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数字媒介视像中"象数"符号系统探微

数字时代,技术为艺术构筑了一种全新的视像符号系统,该系统创造的数字视像艺术始终处于生成变易之中,表现出与中国传统象数符号系统及其意象思维相通的特质.时比分析两个系统发现.以"现象以定数,定数以立法"的象数符号系统表达模式,在数字媒介下发生倒置.因法而运数、运数以立像,立"像"以尽"意",是数字视像生成的原理.数字视像艺术的符号系统,实质上是"象数"观的逆向展现.象数符号与视像符号系统跨时代、跨地域、踌文化,在当代数字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深度、有机的融合,体现出人类对艺术规律的本能追求.     

惠栋易学的气论哲学向度——兼议《易微言》是否影响过戴震思想之争

清儒惠栋平生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全面梳理考掘,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他在哲学义理方面无所成就。通过爬梳惠栋有关著作中的思想,可见他在接受汉易卦气说的同时,亦以汉儒“以气为元”的本体观念为哲学向度,并立足于此反思宋学的“天理”说,其义理观点非常明确且颇具特色。钱穆曾提出惠栋的《易微言》影响戴震思想之形成,此说迄今仍有争议。通过辨析二家著作体例和义理思考指向的相似性,及戴震本人思想转向的时间线索,乃至惠栋和戴震在气论哲学取向上的一致性,可证此说应能被谨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