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中朝商路历史性变迁原因及其影响(1882—1894)

1882—1894年间,中朝之间的商路出现历史性变迁,陆路商路明显衰落,稳定的海上商路形成并拓展成为主要贸易通道。中朝商路变迁与封贡体制变化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封贡体制是影响清代中朝商路变迁的根本性因素,而商路的发展变化也最终成为封贡体制消亡的助推力量。中朝间稳定的海上商路的形成与拓展促进了中朝乃至东亚贸易的繁荣,也改变了东亚国际贸易格局的发展趋势,即中、日两国的对朝贸易竞争日趋激烈,日本在对朝贸易中最终取代传统的中朝贸易而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参与东北亚海域贸易的竞争。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壬辰倭乱与朝鲜朱子学的东渐

16世纪末,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此次战争殃及中、朝、日三国。在战乱中众多的朝鲜人被俘至日,大量的朝鲜本图书遭劫掠,使朝鲜的朱子学在日本广泛深入地传播,它对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朝鲜·韩国反日独立运动(1921—1945)——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亦称韩国)后,朝鲜大批革命志士移居中国,从事反日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朝鲜革命志士的反日独立运动予以积极支持和大力援助;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志士积极参加、支援中国革命,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中朝人民取得胜利。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进中日人民友谊——《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序言

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在漫长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日本侵略者扮演了主要的骨干角色,侵略气焰极为嚣张。日本自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南割台澎,北侵“满蒙”;1931年又     

论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

(一) 1894年1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徒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日本乘机借朝鲜发生变乱,捍然不顾朝中两国政府的反对,调兵遣将,大举入侵朝鲜。李鸿章面临日本气势汹汹的军事进攻,吓破了胆,感到无力对付,便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指望英、俄、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发善心帮助中国,用武力压迫日本退兵朝鲜。这无异与虎谋皮、痴心妄想。     

著名朝鲜史学专家──姜孟山教授

姜孟山教授,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６日生于吉林省和龙市．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延边大学历史系。当年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１９７２年调到延边教育出版社当编辑,１９７８年调到延边大学工作至今。其间,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进修,从事朝鲜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比较研究。１９９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２月,在韩国高丽大学研究百济与中国各朝代的关系问题。１９８９年访问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和筑波大学,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长期以来,他从事朝鲜历史、中朝关系史、东北地方史研究工作。主讲朝…     

张之洞与中日甲午战争

张之洞是晚清政坛上的著名人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先后在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任上。尽管没有直接参加指挥战争，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争十分关心，其行为和主张对当时有着重大影响。过去在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时，对他的作用和影响注意得不够，专题研究成果亦少。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点粗论，求教专家学者。一、较早警惕日本帝国主义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事。但临战前夕，清政府仍麻木不住。1894年5月，“东学党”败，日本政府理所当然应从朝鲜撤兵，而且清政府已向其提出同时撤兵。但日本政府借口改…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

古代中日关系,从有文字记载的东汉算起,至清季,大约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若依据考古资料,则可追溯更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日两国的关系,主流是友好的,但也有过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战争。 所谓古代中日间的三次战争,是指:一、663年唐朝与朝鲜新罗的联军与日本军在朝鲜白村江口的战争;二、1274年及1281年元朝忽必烈两次发兵进犯日本;三、1592年     

朝鲜华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贡献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田土毗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彼此侨居。近代以后,华侨在朝鲜居住生活的为数更多。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时,在朝鲜北部生活的华侨约有4万名。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同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10月,进一步将侵略战火燃烧到朝鲜北部中朝边境地带,并派飞机轰炸我国东北部城乡,新中国的和平建设遭到巨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明朝两次出兵援朝抗日

1583年,日本丰臣秀吉用武力统一了全国,做了关白(宰相),掌握了实权,便积极准备侵略朝鲜。1591年—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共动员兵力四十多万,使用战船一千三百多艘。第一次侵朝战争(1591—1592),丰臣秀吉调集陆军十七万,水师三万余,一举占领朝鲜王京(汉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尽没。明朝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援救,中朝联军奋勇杀敌,连克平壤、开城、王京。丰臣秀吉向中国请求停战议和,以求喘息之机。当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积极主张与日本和谈,撤兵封贡。石星命     

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中朝传统贸易规模较大、贸易关系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朝贡、使行、边市、海上四种贸易形态,构成了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基本结构.其中朝贡贸易是主导的贸易形态,边市贸易和海上民间贸易自由度较高,海上民间贸易在晚清时期取代朝贡贸易成为中朝贸易的主要形态.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有政治上求稳定与经济上求利益的双重动力因素,推动着中朝贸易在宗藩封贡体制下缓慢发展.明清时期的中朝贸易虽然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但它维护了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和领土安全,有利于中朝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推动两国经贸交流良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近代桐城派散文新论

<正> 桐城派传至近代,在理论和创作上均有所发展.先是姚门四弟子的梅曾亮(1786-1856)、姚莹(1785-1853)、方东树(1772-1851)支撑门面,迨曾国藩(1811-1872)进入文坛,连同他的四弟子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以及环绕在曾氏周围的一批文人,一时人才济济,故有"桐城中     

为李如松军杀朝鲜人以冒军功辨

公元一五九二年(明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战争.不到两个月.三京尽陷,八道几没.朝鲜派往明朝求救的使者相望于道,络绎不绝.明政府以为朝鲜“为我之藩篱”,“唇亡则齿寒”,所以于一五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派出以兵部侍郎、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为首的御倭援朝军队.明军于二月八日(阴历正月八日),在平壤和倭寇激战一昼夜,敌人受重创,小西行长率残兵败将当夜逃窜.在平壤之战中,杀死不少倭寇.明军南方军队认为李如松率领的辽东军队,为了冒领军功而杀了无辜的朝鲜人民.个别朝鲜官员也有类似看法.平壤之战在御倭援朝战争中举足轻重,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足以影响对平壤战役的评价,笔者试图加以澄清.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