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的足音——“时空认同意指模式”在现代诗派诗歌中的复现

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派在有形结构中运动和贯穿着诗的无形的“神”——借用德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作品后面起着总契机作用的“踪迹”（trace）。本文试图论述时空认同意指模式的神话宇宙思维作为现代诗派诗歌中的“踪迹”对诗歌的意味生成所起的作用，及其使诗歌品位所达到的哲学高度，从而对现代诗派诗歌进行审美的理解和欣赏。     

城市与诗--北京大学第六届"未名"诗歌节圆桌论坛实录

“城市与诗”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现代诗歌的产生与城市的迅猛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新诗也不例外，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汉语诗歌写作是在城市的催发下出现的，虽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这里引发的一些话题包括：城市进入诗歌以后，为诗歌的经验方式、审美方式、表达方式等带来了哪些变化？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纠结，给现代诗歌美学的建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显然，谈论“城市与诗”绝非仅仅为了一种狭隘的基于题材的命名和确认（譬如“城市诗”）。尽管城市的确赋予了诗歌写作某种全新的视野、题材、意象乃至境界，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城市、作为人的生存境遇的城市，对于诗歌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目共睹的是，随着城市化进展的持续加速，在给人类生存不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使得诗歌写作不断遭遇新的课题。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关注和探讨这广话题。[编者按]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画不尽心中的爱——谈席慕蓉《画展》、《非别离》、《生别离》的艺术感觉

一个名叫席慕蓉的蒙古族女子,她的诗歌风靡当代台湾诗坛。她的诗,正如她自己所说,是“甘如醇蜜、涩如黄连”的感觉交织的结晶;富于抒情而蕴于哲理。本文介绍了诗人的三首短诗,短则短,却可以隐约窥听到她在诗歌道路上吟韵中的主旋律……     

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王士倡导的“神韵诗”是对清初激越诗风的一种修正与发展,而乾隆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待问,既是对“神的诗”说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清末诗歌革新开了先声。这两次诗风转变实际上构成了连接清初和清本诗歌创作鼎盛的桥梁。经过这两次诗风转变,清诗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诗情与诗艺的结晶——评汶川大地震诗集《汶川情·中华魂》

人民网文化读书频道从“心系汶川”征文近万首诗中精选了100首诗，编成汶川地震诗集《汶川情·中华魂——人民网“心系汶川”征文诗歌精选》（以下简称《汶川情·中华魂》），此诗集已于2008年7月公益出版，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正如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先生所说：“人民网做了件好事，做了件实事，把抗震救灾中广大网民以诗歌形式表达的真情实感汇集成册，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对“古典”的挪用、转化与重置——当代台湾新诗语言构造的重要维度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当代台湾新诗在语言构造上有一个重要维度,是时“古典”的执守与坚持。通过考察台湾1950～1960年代的“现代派”、1970年代的“乡土诗”和19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诗歌的状况,可分析当代台湾新诗语言对“古典”进行挪用、转化与重置的情形,“古典”资源一方面积极参与了当代台湾新诗语言的创造．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其间得失会给大陆新诗带来启示。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的兴发——论《文学杂志》之于台湾现代诗场域的建构意义

1956～1960年间,《文学杂志》在视文学为宣传工具的语境中,坚守“文学”本位的编辑原则,为台湾现代文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它所坚守的学院立场,直接开创并构建了台湾现代主义“学院诗”传统。学院诗的第一要义,即在自觉坚守诗歌自律的基础上,建设性地寻求诗歌本体的变革与发展。学院诗往往会遭受“脱离现实”、“晦涩难懂”、“保守自闭”、“理大于情”的指责。对此,《文学杂志》编辑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从三方面做出了局部调整。     

自然景观和文化记忆结合的类型写作——台湾中生代诗人大陆纪游诗创作动力研究

台湾诗人的“中华价值系统”和“中华意识形态”及“中华文化记忆”与“台湾意识”及“台湾价值”,存在于通过旅游和写作旅游诗的两次转移而被重新构建的境况之中.台湾中生代诗人的大陆纪游诗是大陆风景名胜和中华文化记忆与意识形态结合的类型写作,具有采风写作强调景点意识的旅游意识和政治写作重视介入意识的当下意识,且方式多种多样,相同身份（台湾诗人）和相似经历（游大陆名胜古迹）使他们的写作动力源具有相似性,由“文化记忆”构建的“文化时空”比物理距离产生的“自然时空”对创作的影响更大,“时空错位”明显.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论曹勋词的雅化

曹勋为北宋末年慢词大家，其词作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融入了自我的人格精神和审美趣味，含蓄典雅，推动了文人词的雅化。内容上以士大夫的高情雅趣修正花间绮艳题材，以词言志，使词向风雅精神回归；艺术手法上以才学为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这些都与时代风尚、本人丰富的学识、艺术趋尚及其父曹组的创作命运密切相关。     

网络体诗:四大"症候"剖析

网络诗歌大大宏扬艺术的游戏本质,推进诗歌的自由民主,大大释放艺术的生产力、创造力,为日渐窘迫的平媒诗找到一个新平台,但不可否认,网络上更多的游戏冲动,代替了审美动机,这使得一次性消费,瞬间快乐 的感官效果,掩盖了深度的精神追求.游戏性、泛诗化、语词变造、灌水技术,是当下网络体诗四大"症候".它鲜明地体现着网络诗的诗学特征.其中某些新质素和合理性将给新诗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但其负面同时瓦解着新诗的健康生长.     

艾青“诗的散文美”概念分析

本文着眼于艾青关于诗的具体言论,从四个方面阐论了艾青文体论的核心概念——诗的散文美：即新诗与韵文无关;新诗的语言根本是在于表达形象的;新诗的音韵与语言形象表达的关系;＂散文美＂与＂诗的散文美＂的关系。文章最后总结出艾青的＂诗的散文美＂的具体含义。     

陈亮词论的内涵及其在龙川词中的反映

与传统＂诗重于词＂的文学观不同,陈亮更加注重词的创作。他推崇＂花间妙语欲无诗＂的理念,执著于词＂立意精稳,造语平熟,始不刺人眼目＂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近拍词的具体填词方式,要求词能够＂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谭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在语言形式和义理贯注方面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深刻体现了其词论＂立意精稳,造语平熟＂的特点。陈亮词论的内在精神与其＂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的理学思想是一致的。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心灵交响曲——艾米莉·狄金森与李清照诗词主题和文化传统之比较

艾米莉·狄金森是与惠特曼齐名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先驱。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的"词家大宗"。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两位杰出女性的诗词主题和表达方式同中有异。狄金森的诗作主要涉及爱情、自然和死亡(宗教)等主题;李清照的词作则以爱情、自然和国家民族为重。即使是同一主题,她们的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将她们的作品对照研究,能更清楚地窥见她们各自文化传统的某些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