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在中晚唐以来的世俗化浪潮与五代西蜀地区享乐风气的共同推动下,文人词与民间词相互借鉴吸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花问词由此形成。     

花间词:诗与乐的再度结合

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有着源远流长的亲疏或离合关系,诗歌的体式亦随之而不断地发展和革新。先秦雅乐催生了《诗经》四言体诗。汉魏乐府适应清商乐的盛行,导引出中国诗歌的整体性质变。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曲子词以外在形体与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显示出更为灵活、更富弹性的优化趋势,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空海长安求法情结探赜

空海是日本平安时期山岳佛教的创始人之一,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著名的佛教哲学家。公元804年随日本遣唐使入唐,拜青龙寺灌顶阿阇梨惠果为师,潜心学习真言秘密之教。806年回到日本,创建日本真言密宗,为密教的发展延续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公元9世纪前后中日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对空海入唐求法的政治及文化情结探赜索隐,得出以下结论：丰富而先进的唐文化以及堪称为东亚密教中心的唐长安是空海入唐的外在吸引力;空海对密教的极大兴趣及日本政治对密教的需求,是他一心探求密法的内在驱动力。     

词体创作技法论

词体创作相对于诗、文创作而言尤难。除必须严格遵守声律要求外,首先要选调择题;次则命意;再次是章法安排,字法、句法的灵活运用及提炼;最后还需修改。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论长安文化

把长安文化理解为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陕西文化,比较适中。史前长安文化可追溯到百万年前蓝田猿人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长安文化发展经历了西周、秦国秦朝、西汉、隋唐四次高峰,创造了辉煌。长安文化的特点,一是肇兴较早,二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三是长期居于引领地位,四是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五是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赵尊岳词作艺术创作观探论

赵尊岳的词作艺术创作观以对词心、词情、词笔的阐说为核心而展开。他以"词心"为词体创作的内在本源,以"词情"为词体美感的生发之本,以"词笔"为词体美韵的呈现形式,认为三者相辅相成,一同成为词的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系统,始终推动与建构着词作艺术呈现的全过程。     

花间咏史亦自雄--论《花间集》咏史词

花间词历来被认为是倚红偎翠风花雪月的逸靡小调,人们在赞叹其艺术价值的同时,对其内容颇多微词.     

论北宋中后期两大词学流派对词体诗化理论的贡献

北宋中后期,词学理论家大致可分为两派:曲词派和诗化派。前者沿袭晚唐五代以来的观念,从音韵角度强调词体的特殊性,更多承认词体娱宾遣兴的功能;后者借助传统诗学,构建词体诗化理论,拓展词体的表现功能,使词体向诗歌反正。在词体向诗歌反正的历史进程中,诗化派以其杰出的理论建树,起到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而曲词派也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诗化派的影响,在情趣、意境、风格、结构、修辞等方面流露出来,对词体诗化理论的成长有襄助和补苴之功。     

论花间“别调”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花间词内容题材丰富,其中一部分词作突破了温庭筠为代表的艳体词“代言”的藩篱,将传统诗歌的白描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词体中,即事抒怀、触情兴发,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感受,这部分词作虽非花间词主流,但却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宋代苏轼高举“以诗为词”大旗,进行词体革命提供了远程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花间“别调”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作“以诗为词”的真正源头。     

论花间词的道教文化意蕴

花间词作为唐五代词的杰出代表,首开“词为艳科”的香软词风之先河,却为道教文化所漫染。花间词常用的词牌,蕴含着道教文化之意蕴;花间词中常见的神仙故事意象和仙化意象,与道教文化有眷内在的关联;晚唐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后蜀特殊的文化土壤使道教文化在花间词中得以蔓延。道教文化给予花间词人以可贵的启迪,它有力地刺激了词人想像力的发挥,给花间词抹上了浓艳绮丽的色彩,增添了空灵缥缈之美感。     

苏轼“词如诗”的原因探析——由宋人的“以诗为词”论谈起

苏轼词是宋代词史乃至于中国古代词史中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由于苏轼自己对词有独特的认识且将之运用到实际创作中,故从宋代开始就有研究者提出苏轼是“以诗为词”,或者干脆说其“词如诗”。究其原因,确与接受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有关,而更深层的则是由苏轼自身的词学观、创作态度、艺术手法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所致。     

试论西蜀词与南唐词风格的异同

西蜀词与南唐词都具有晚唐五代词风共同的时代特征，即绮艳婉丽。但因二者所处的地域不同，从而形成了西蜀词与南唐词的地域风格差异。西蜀词的地域风格浓艳绵密，崇尚的是温庭筠的词风，南唐词的地域风格清丽疏淡，崇尚的是韦庄的词风。南唐词风对北宋前期的词坛创作影响很大。     

论花间词人欧阳炯的词论及其词

作为“花间词人”之一,欧阳炯曾为《花间集》作序,序中对花间词风的侧艳倾向、词与音乐的关系、词体发展的文人化趋势都有所阐明,并且确立了与诗评迥然相异的词评标准。在此种词论思想的影响下,欧阳炯词的创作既散发着浓艳绮丽的花间情调,又在词调体式的运用上推陈出新,内容题材的表现上有所拓展,从而确立了他在词史上的独特地位。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宋词学批评中雅与俗的思考

梳理宋代词学批评中“雅与俗”问题可以看出 ,所谓“雅”实质上是士大夫文人社会思想意识的反映 ,是他们价值观念的体现。南渡前主要体现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意识 ,是思想意识层面上对日益兴盛的市民文化的对抗。南渡后还进一步涉及到词的功用问题。而艺术风格层面上的“雅俗”问题则一直贯穿两宋词学批评     

美人闺房愁绝——唐五代词“男子而作闺音”范式

田同之以“男子而作闺音”论词,准确地把握了词最为范式化的特质。花间、南唐词人,在创作中大都“遵循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即“男子而作闺音”范式。这种范式由温庭筠开创,为花间、南唐词人所强制乃至发展和深化。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中晚唐艳体诗对词的影响

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艳诗，这些艳诗对之后新的诗——词产生了重要影响。晚唐的许多词作者，往往同时也是艳诗作家，因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将艳诗中的内容和手法运用于词中。同时，艳诗作品在当时被谱曲传唱且颇受文人的欢迎，因而其在与音乐结合且具有娱乐功能这一点上与词取得了同一。在艺术手法上，李贺、温庭筠、韩俚等人的艳诗多用暗示烘托的手法来抒情，诗中具有幽深细腻的意境，轻灵悠扬的韵调，绮艳精关的语言，这些特点后来都推及到词的创作之中，并促进了“词为艳科”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