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也谈"以诗为词"

陈师道提出苏轼"以诗为词"说,体现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是词学史上"尊体"之论的开端.苏轼"以诗为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从客观上说,根本原因是传统深厚的诗歌所给予的巨大的影响力."以诗为词"的精义,主要体现于格律、题材、体性这三个层面.对苏轼"以诗为词"应当重新评价不是"销蚀词美",而是丰富词美;不能以"士大夫化"取代"以诗为词"说;"以诗为词"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于创造高雅的艺术.     

苏轼的密州词与豪放词风的创立

密州词在苏轼词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创立了苏词乃至整个宋词的豪放之风。在全部１９首词中，１４首以豪放为主要倾向，其中有以豪放表现婉约、以婉约反衬豪放，又有纯粹显示豪放格调的传世佳作。密州词在题材、境界、结构、语言上都有大的突破。     

论苏轼的词学观

苏轼已有自觉的词学观念。他从词学本体论的角度视诗词为同源同质 ,强调词的抒情功能 ;同时 ,他又强调诗词的相对分工 ,注意词的协律可歌的特性。他的词学风格论 ,使婉丽雄放并存 ,苏轼的词学观念既具自足性又有开放与革新的意识 ,其历史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异同

<正> 综观词史,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历来为人推崇。今天,我们细吟苏辛词章,可以见二位大家词作主要艺术特征虽同为豪放特色,但同中有异,各具风采。苏词的豪放表现为慷慨激昂、粗犷飘逸,辛词的豪放则是悲壮苍凉,沉郁顿挫。     

论苏轼黄州前后词风的变化

历经乌台诗案的生死劫难,被贬黄州的苏轼惮于做诗为祸,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他视为"小词无碍"的创作中,致使其创作发生了由诗而词的重大变化.但因为那场文字狱给苏轼太深的精神创伤,即使是"小词"的创作,也明显地表现出苏轼词学风格由前期的外张向内敛、昂扬向悲壮、积极向悲凉的重要转换.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苏轼的名胜词

《东坡乐府》中有“名胜词”40余首,涉及的名胜景点近30处,且多集中在浙江杭州、湖北黄州两地。本文以苏轼杭州和黄州名胜词以及相关的名胜景点为对象,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说明苏轼词在词史发展中的意义及其词体革新的成就。     

东坡居士易安居士 审美情趣略相似──苏轼、李清照词学审美观简说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人物,李清照是婉约词的正宗作家,她又批评苏词是“句读不葺之诗”。本文在承认苏李差别的前提下,指出他（她）们处于相同的历史时代和大文化背景,面对词坛反俗求雅的现实,基于其相似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取向而表现出相似的词学审美情趣。他（她）们都主张词要表现社会、时代及人的健康情感,提高词的格调和品位。     

论苏辙的使辽诗

使辽诗是在宋辽对峙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学史现象。苏辙在元祐四年(1089)出使契丹时曾创作了数十首使辽诗,是使辽诗创作较多的作家之一。他的使辽诗涉及宋辽关系、边疆风貌、异族生活、旅途思乡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反映宋辽关系的诗作,体现了宋朝官员对契丹从持有偏见到有所了解的转变历程,无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讲,都极具进步意义。     

东坡词中的时间与梦

东坡词中的时间 ,主要表现为未老时候的伤老之叹以及消解现实感的“如梦”意识。“如梦”意识在东坡词中有两种涵义 :一 ,古今如梦。由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 ,感到似有还无。二 ,劳生如梦 ,以跳出人间的一种开阔眼光看自己和周遭人等的所为 ,感到恍惚虚无 ,一切现实的意义都变得微不足道。并且可以说 ,古今如梦是劳生如梦长度上的延伸。求证于其一生行为 ,以及就其至晚年还不忘谨守忠爱之份而言 ,至少可以说 ,东坡从没有试图取消人生的真实意义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婉约之"约"与词体本色

综合考察词学批评范畴"婉约"的语源学意义和在词学理论中的发展,"婉约"并提,至少有3种涵义:其一是"婉"和"约"都解释为和顺美好,用以形容女性化的柔美委曲;其二是"婉"和"约"都解释为俭约、隐约,用以表达含蓄幽微的艺术风貌;其三是前述两者的融合,即形式的婉转和美,情意的俭约隐微,曲折蕴藉.在词学理想中,"约"的最高境界就是淖约缠绵的女性风致与隐约委曲的风雅气度的双美绾合.词之尊体的终极理想是:既坚持了词体独有之淖约美,又达到了词学批评向隐约蕴藉、温柔敦厚的诗学回归.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宋词流派论争之我见

关于宋词流派的论争由来已久,宋词在发展历程中是否形成流派,如果有,是在怎样一种层面上如何排列组合;如果没有,又该如何去理解历史上的种种流派理论,学人众说纷纭.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理论术语的规范和统一.     

浅论郑珍早年诗歌创作与苏轼的渊源传承关系——以《秧马歌》和《播州秧马歌》为考察文本

作为宋诗派的中坚,郑珍早年诗作步武苏轼,继之模韩规杜而自成一格.考察其早年诗歌创作,以其早年诗作《播州秧马歌》和苏轼《秧马歌》为考察文本,见出二诗交汇点颇多:同用诗序、同咏秧马、同吟咏要素、同吟咏尾声、用同韵、同用典、同发议论等等.由此见出郑珍早年诗作的习染所自与宗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