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心性论与袁宏道的“性灵说”

“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的核心。在学术渊源方面,受到了儒佛心性论的影响,尤其是王学左派心性论所体现出的灵知活泼、道德色彩淡化的特点以及禅宗心性论的主体特征和《宗镜录》心本论。将“性灵”与本体之“心”联系在一起,深化了“性灵论’的内容。心性论对“性灵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过于反观自照,必然限制了作家的视野。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对“道德生产力论”的两点质疑

由王小锡先生提出和论证的“道德生产力”理论,被夸大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实在是言过其实。以王小锡先生为代表的“道德生产力论”者没有搞清楚道德概念的真正含义,不了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符合每一个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属于“经济人”道德。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曲解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不同场合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在生产力中包含着“××”要素。因而,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概念中,不能逻辑地推导出王小锡先生的“道德生产力”概念和他的“道德生产力”理论。     

莱布尼茨论“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从《形而上学序论》到《单子论》

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近代德国的文化精神结构呈现祛魅化态势,启示神学式微,理性神学兴起。在理性神学语境下,莱布尼茨最完美国家的道德世界即是在“神学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双重向度上建构的。同时,“预定和谐”体系是莱布尼茨道德哲学建构的理论基石。在《形而上学序论》中,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道德世界”概念,建构了“道德世界”的“草图”。随着“实体论”向“单子论”过渡,在《单子论》中,莱布尼茨细致地描画了单子与上帝单子之间的道德关系,与此同时,在单子精神自由状态基础上,他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图景。     

从幸福论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伦理学史上，人们对幸福的看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有快乐论和完善论，中国则有儒家道德幸福论、道家自然幸福论、道教长生不老幸福论、佛教普渡众生幸福论、“存天理，灭人欲”论和“民生是社会活动原动力”论。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旧的幸福论进行创新和超越。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现代物流教育的探讨

本文从道德教育的概念入手 ,揭示出道德教育研究中逻辑地存在着的道德、教育、道德与教育互合等3种取向。 3种取向的研究分别形成了道德教育理论的 3种形态 ,即道德教育之道德论、道德教育之教育论、道德教育之道德与教育互合论。这 3种形态的理论统称为道德教育“要素论” ,与此对应的是道德教育“因素论” ,“因素论”以“要素论”为基础。道德教育理论研究逻辑取径之分及其理论形态之别 ,对认识、反思、拓展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论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道德建设——以同情论和经济人假设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亚当·斯密的同情论与经济人假设的分析,指出了自由经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要以“道德”为前提。     

道德准则“域”对市场经济原则“养”的超越

道德准则有自己的“域”，市场经济原则有自己的“界”，它们无论在层次上还是作用上都有各自的阈限。正确理解和把握道德准则“域”与市场经济原则“界”，实现道德准则“域”对市场经济原则“界”的超越，对于降低市场经济原则的负面影响，促使社会群体活动趋向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善与和谐，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理论”孰是孰非的几点看法

改革开放,使得西方的财经理论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生活的重要思想因素。关于“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交锋,本文认为,这不仅是两个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学习和研究方法问题;应客观地科学地看待两种理论体系各自特有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理论的引导     

论道德稀缺性与德性复兴

道德稀缺性既受制于道德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也包含主体道德心理、能力和行为的稀缺性。对于道德稀缺性问题,经典的伦理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解决路径:功利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提供了动力,但其缺失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义务论的主要贡献是避免了功利论处理道德稀缺性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整体性思维的缺失,但却容易流于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阈限。而德性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其“中道”思想及对于善的内在追求,既符合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又符合这一问题解决过程的渐进性特点。可见,作为完善论伦理学范畴的德性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德性论的复兴也显得更加必要。     

检讨“有私无私”境界论

公认的“有私无私”境界论是以“私”的有无多少区分人的道德境界。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无法对现实人的道德境界进行层属鉴别,二是由它提出的最高道德境界让人无法企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它将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加以提倡的道德选择当作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人们努力去追求的道德目标。另外,即使在特殊情境中,用“有私无私境界论”划分人的道德境界也不适用。鉴于道德境界是个人道德素质的综合,伦理学应为人们提供多方面的道德修养指标,这才是研究道德境界的方向。     

“互助”话语影响下沈雁冰对妇女解放的思考

互助论是沈雁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吸收的话语资本。互助论能够涵盖沈雁冰话语资本的基本要素,沈雁冰借由这一理论将妇女解放运动从理论探讨引向实践领域。互助论所蕴含的弱者联合、个人主体性发挥和道德提升等涵义,满足了沈雁冰对妇女解放实践途径的想象。他立足于新的话语资本,以互助论为方法论指引,为婚恋关系设定了新的原则,并且重新诠释了“家庭服务”的概念。在理论探索方面,沈雁冰的妇女解放问题研究为新文化运动积累了新的话语资本,代表了当时的理论研究水平。而从操作层面来看,他的实践设想具有“空想性”色彩,缺少理想的“执行者”。但无论如何,这些成果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及其当代启示

象山心学思想体系以“心即理”为基本命题。象山所言之“心”,既是认识心,又是道德本心。象山所言之“理”,既是客观宇宙普遍之理,又是本心所固有的德性价值之理。象山的本心思想,既受到了孟子等人的重要影响,又受到佛老的深刻启发。就如何“发明本心”,陆象山提出了“先立乎其大者”“存养本心”“优游读书”等具体的修养方法。在当代社会,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对于人们树立道德信仰、实现心理健康以及转变为学求学的态度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生长点

文章剖析了道德“爬坡论”和“滑坡论”的得失，从理论上探讨了道德进退得失的标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的生长点作了较为科学的阐述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综合经济基础论”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对“综合经济基础论”与“单一经济基础论”的论争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肯定了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指出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探讨了“综合经济基础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联系和理论上的嬗递与发展，揭示了从“综合经济基础论”到“单一经济基础论”再到“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系。     

“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

目前，学术界对“灌输论”的首倡者看法不一。事实上，“灌输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懈努力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构成了“灌输论”的思想源头；考茨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发挥，赋予了“灌输论”初步的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了新的理论创造，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灌输论”观点体系。     

评计划与市场的“两个全覆盖论”

“两个全覆盖论”是目前我国对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有机结合内在联系的较为科学的解释。但由于对二者的理论关系论证的不足和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矛盾,此论在改革实践中困难重重。应当建立一个中国式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科学配置的完整系统,使各经济要素都能主动地发挥其协调和平衡作用。这种思路可称之为计划和市场的“综合配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