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

引语:人情与人情消费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家。对于“人情”,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翟学伟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概念由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其中“人情”是其核心,指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翟学伟,1993)。孙春晨认为,“人情”是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是公众认可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是情面和恩惠(孙春晨,1999)。李伟民则认为“人情”包含的意义可分为三种:人之情感;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资源(可以是物化、有形的,也可以是非物化、无形的);人与人交往相处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即人与人相处之道(李伟民,1996)。     

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研究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文章指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是由环环相扣的偶然因素促成的，同时又是有计划、动机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他进行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的实践， 跨越了“文野之别”，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西方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费孝通“志在富民”，江村研究以探索农民怎样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道路为主旨，揭示了“江村人”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变化。文章认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后继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江村学”研究肩负。     

"陌生化"社会中信任机制的"理想型"与现状

社会的陌生化趋势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为我们充分呈现了“熟人”社会的形成原因和特征,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它要求人们长时间、小规模聚居在一起,并与外界生活保持一种相对隔离、孤立的状态。在这种几乎不发生流动的社会中,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因此,社会成员彼此知根知底,费孝通先生的评论是“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评《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一书既是今日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传记,又是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记录。该书从费孝通年轻时在苏州的经历起,一直写到他在1957年由于倡导社会学的重新制度化而被剥夺了其颇有影响的地位。书中追溯了这一“热情奔放的”人物的思想变化:他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是一位不问政治但颇有进取心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和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也被卷入中国的政治。五十年代,费孝通成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斗士,并使自己成了不受政府宠爱的人。通过分析费孝通在上述不同时期的作品,阿库什评述了费的社会学思想,     

夏威夷"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关系的动力"研讨会纪要

20 0 2年 6月 2 6 - 2 7日 ,我应美国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主席 H.C.Stackpole(海军退休中将 )之邀 ,赴檀香山出席了该中心召开的题为“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关系的动力”(Dynamics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多边国际研讨会。美方出席会议的大部是军方研究人员 ,来自非军方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只有一位 ,即《旷日持久的较量 :2 1世纪的中印竞争》一书作者高龙江教授 (Prof.John W.Garver) ;另有一位旅美中国学者袁劲东博士。中国应邀出席会议的有大陆方面的 4位学者及台湾正大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位学者。…     

文明社会的现实探索——费孝通五十年学术生涯概述之三

三,用鲜血和生命开拓的社会调查之路一个人获得多少,往往同他付出多少是成正比的。付出越多,获得也越多,这一点在科学道路上可以说是一条定律。1935年8月,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前妻王同惠女士,根据史禄国教授的需求,应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去研究“特种氏族”,来到了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对费孝通和王同惠女士来讲,不仅仅是作为一桩单纯的科研任务去完成的。对此,费孝通先生在这次调查整理出版的《花蓝瑶社会组织》(1936)的编后记中曾讲到:“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中国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

本文是对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情况的综述和评论。文中 回顾了中国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史,对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在此基 础上,总结了中国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的特点,并对该研究所反映出的中国学者的 历史认识、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反思进行了评介。     

信任,"温州人在巴黎"的社会网络机制

温州人外出经商做生意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 ,而是有着相当的历史。费孝通教授对“温州模式”有过著名的概括———“小商品 ,大市场”和“家庭作坊式生产”。温州模式中的“大市场” ,不限于80年代在温州涌现的十大著名专业市场 ,而是指撒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网络 ,也就是这里所称的社会网络。从温州人个人的综合素质看 ,人们难以发现他们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特殊性和优势 ,在一些方面(比如受教育水平)还差些 ,但是他们为什么却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留下自己的足迹呢?用个人的素质这一变量对此难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我们更偏向于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温州人的流动、迁移、生存和经营行为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建构这一巨大社会网络的基础是温州人之间的特殊的信任关系。     

江村五十年

这里刊出的是费孝通教授今年六月随胡耀邦总书记出访西欧时在英、德、法三国所作的学术讲演稿,是他正在撰写的《江村五十年》系列丛书的概述。为使读者在阅读时具有一种历史透视的眼光,我们特为大家提供如下两幕场景:五十年前:青年费孝通单枪匹马,在江南水乡的一个村子里走门串户,并用他观察到的农民生活写下了《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在这本被称为知识世界的一个里程碑的书中,他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它不是用墨水书写,而是用千百万人民的鲜血谱成”。五十年后:年逾古稀的费孝通以同样的热忱来到同一个村子,亲自指导他的学生们作同样精确的跟踪式研究,力图如实展示中国农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对此,费教授说:“历史的巨轮不会停止,过去的变化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我们的研究将追随人民前进的步伐拾级而上,时间是科学的实验室”。     

"全球结构"与学者的智性努力--访邓正来先生

刘小平(以下简称刘):邓正来先生,您好。您对某一学术领域或问题的关注始终都是基于对困扰自身的一个一般性问题,即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索而展开的。那么,您对“全球化”问题的最新关注是否也是如此呢?邓正来(以下简称邓):可以这么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自1992年以来,我先后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自主性”、“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三个领域进行研究,这些论题在一般意义上都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型构问题有关:其间关涉到构成中国转型进程之基础的三种知…     

知识、策略及权力关系再生产对鲁西南某景区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的分析

对中国农村社会冲突的研究以实证研究居多。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二是村庄与乡镇间的冲突;三是干群冲突;四是村庄“两委”(村民委员会和党支委)间的冲突;五是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此外,也有少数学者研究农村社会的文化冲突。但上述研究侧重于冲突的发展及冲突的解决,对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冲突过程所隐含的权力关系均不够关注。张静和孙立平等人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农村的社区冲突。张静(2000,2002)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国没有完成,因此,既没有构成强大的约束…     

网络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无论是把网络社会视为“现实社会的延伸”(戚攻,2001)、或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方式”(童星等,2002)、一种“我们潜在的家”(埃瑟·戴森,1998),还是视为一种“流动空间”、“另类空间”(M.卡斯特尔,2001;胡泳,1999)等等,都表明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作为一种社会实存已为学界认同。然而,关于网络社会的已有研究,主要在于探讨它的虚拟性特征,以及“人在两种互动环境中”的活动及方式的差异性;而对于网络社会这种“实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它与现实社会结构的关系的研究,却是较为薄弱的,笔者拟从这一方面解析网络社会。     

"文理宜然"--《新五代史》英译本评介

美国宋史学者戴仁柱 (RichardL .Davis)先生历经十数载完成的《新五代史》英译本 ① 于 2 0 0 4年 2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推出。这是继《史记》、《汉书》英译本以来西方汉学界成功翻译的又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正史。该书一经面世 ,立即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 (PeterBol)评价该译作“值得推崇” ,为西方学者“研究唐宋转型和 1 1世纪中国新文士意识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耶鲁大学韩森教授 (ValerieHansen)也将该书的翻译称为“日益认识到宋代以前的 5 0年间历史重要性的”西方史家拓展研究的“门…     

试论费孝通的“乡寰视野”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惯习”与家庭消费理念研究

本文以布迪厄“惯习”理论作为研究家庭消费问题的理论支撑点,首次从社会学视角提出了:消解“惯习”家庭消费理念及其思维方式,是从根本上反思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全社会的可持续性消费,引导人们科学认识“消费惯习”、确立科学健康消费理念的理论基础等思想,填补了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空白。     

"缘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本文分析了日本学者滨口惠俊的“间人”概念及其理论的特点与不足,从研究“人的系统”的角度,提出用“缘人”概念描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作者从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和主要群型四个方面简要概括了日本人人际状态的特征,认为“缘人”概念更能表述日本人际关系的神髓,更具有日本本土文化特色和与现有理论有更好的兼容性。     

社会条件对爱情婚姻的影响

婚姻是爱情的结晶。爱情是什么呢?列夫·托尔斯泰说:“爱情就是对一个人的排他性的爱恋超出于对其他任何人的爱恋”,罗曼·罗兰以为,爱情是“一种永久的信仰”;费孝通却认为,“这是一种无法下定义的心理现象”;还有人却断言,这是一种神秘而不可言状的情感“冲动”。其实,爱情是一种由特定异性所引起的复合的情感共鸣现象(我们排除了同性恋者变态的“爱情”)。所谓“共鸣”,在这里是指心心相印,情投意合。每一个男女进入性成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     

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分析范式

文章对皮埃尔·布迪厄的制度思想从“场域”概念、法律、惯习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布迪厄认为的“场域”实际就是“制度场域”,社会制度就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且相互联系的“子制度场”构成的;法律既是一定的规则、正式的制度和技术,是社会斗争行动的资源与框架,也是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的机制与媒介。非正式制度的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文化制度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它以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