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法律救济的实现

环境侵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权益侵害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侵权现象不断增多,环境侵权与救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本文介绍了环境侵权救济实现的理论基础,环境侵权救济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相应制度,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网络侵权救济的法律调适

立法关于网络侵权责任的指引性、宣示性规定不能给予被侵权人以切实的填补.基于化解网络风险、落实民事赔偿的目的,网络侵权救济应进行多元化考虑.从证明力规则看,事后救济的核心在于恰当地运用公证的电子证据.而电子证据公证的高端化需求使得传统的公证机关举步维艰,应设置专业的网络侵权证据保全鉴定机构,并通过网络公约的宣示在严格网络监察的事中监督的同时促请网络使用人被动知情.而且网络风险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是社会前进中的一种风险与代价,理应由危险共同体承担.责任保险引入的实质即在于分散被侵权人个体风险,实现私权.所以,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及事后救济的多元化救济方式的整合便当然成为网络侵权救济的现实选择.     

网络侵权多元救济机制探析

网络侵权与传统侵权存在很大区别,单一的侵权损害赔偿救济在网络环境下遭遇挑战,呈现出程序上与实体上的困境,应当构建网络侵权多元救济机制,即在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基础上,建立网络责任保险制度与网络侵权损害救助基金制度,以最大限度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网络侵权多元救济机制中,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网络责任保险制度与网络侵权损害救助基金制度是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相互协调以形成对网络侵权的综合救济。     

商业秘密侵权及其民事法律救济问题探讨

商业秘密作为一项重要的知识产权,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虽然我国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将商业秘密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企业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保护措施不得力,在理论研究上又存在商业秘密法律属性的不确定性、原因的复杂性,使商业秘密侵权的事例层出不穷.因此,通过法律救济遏止商业秘密侵权已经成为当前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的重要任务.     

论配偶权的法律救济

配偶权是一种新型的婚姻家庭权利,现实看侵犯配偶权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型侵权,一种是内部型侵权。外部型侵权可以采取除去侵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救济。内部型侵权应根据不同侵权形式,如:不履行同居义务、不尽忠实义务,等等。具体侵权行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法律救济方式,才能达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     

论我国生态侵权损害的司法救济

生态侵权突破了传统法学理论对生态损害的研究,它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基于生态环境的损害而遭受不利影响的其他法律主体。生态侵权损害司法救济理论研究发端于生态侵权损害救济的实践困境,致力于司法实践中生态侵权损害受害人的权利救济,构筑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理论根基之上。在无过错责任原则指导下,盖然性因果关系学说在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原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相当程度盖然性标准的肯定性举证,以及被告对两个因果关系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否定性举证,二者构成了生态侵权责任构成理论的核心。     

论环境侵权救济中的排除侵害制度

本文在介绍美国、日本的环境侵害排除制度的基础上 ,对我国现行的排除侵害制度进行了评析 ,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生态损害的救济及其特征

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当前环境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源,这种缺失有违环境法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只是解决了受损生态环境中人的损害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却无能为力,因而建立生态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是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不可或缺的举措。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生态损害的救济也是必要的。与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相比较,生态损害救济具有公法性、补偿性和国际趋同性的特点。     

论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救济的理论依据及其实现途径

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主体不平等、危害范围广泛、间接潜伏、原因多元、价值正当等特点。环境侵权行为具有社会性,环境侵权损害往往是严重的社会性权益损害。环境损害的受害人不仅应该从加害人处获得传统意义上的损害赔偿,基于环境侵权行为的社会性,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受害人应该而且能够通过社会途径获得补偿。比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财务保证制度,行政补偿制度都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使受害人及时充分的获得救济。     

论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的识别机制

由于法律伦理、法律逻辑、技术可能性、社会和谐以及实质性解决纠纷等方面的原因,人工智能不具备作为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的正当性和可行性。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实际造成人工智能侵权行为的人,即自然人或由自然人的集合构成的组织。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仍然缺乏对于人工智能能否作为侵权责任主体的明确规定,缺乏相关责任主体识别的特别机制,与责任主体识别相关的责任承担机制也亟待建立。对此,可以确立由人工智能侵权行为实际控制者承担责任的主体制度,建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识别的实施细则,并制定人工智能无害化处理的特殊规范,从而科学构建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主体识别机制,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侵权责任法律保障。     

私力救济的现实基础及其法律规制

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交错互补:私力救济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力救济在某些方面又体现了其对“私力”的承认;法律的私人执行及某些私力习惯的法律化体现了二者的交错互补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和谐法治秩序,需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发展肯定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私力救济行为,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家庭暴力法律救济体系探讨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家庭暴力案件的增多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然而,法律在打击和控制家庭暴力方面,还处于消极和被动的状态,现有的救济体系缺乏预防措施和应急程序,不利于制裁和惩罚家庭中的施暴者,不能有效地遏制家庭暴力。因此,应建立完善科学的防治家庭暴力法律救济框架。从宏观上,制定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从微观上,一方面,完善民事救济制度。引进民事保护令制度、实行非常财产制和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另一方面,完善刑事救济制度。增设家庭暴力罪罪名、提高家庭暴力犯罪法定刑、适当调整家庭暴力犯罪追诉权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规则。从而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时的救济

市场交易的频繁、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使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出现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的现象,当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时受害主体如何救济自身的权利目前法律并没有做出明文规定.此种情形下,受害主体可否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相关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竞合的情形下,如果作为实现债权保证的抵押权无实现可能,民事救济则形同虚设,法院判决成为空文.因此,在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竟合的情形下,抵押权无从实现应是当事人已经穷尽了民事救济途径的判断标准,此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赔偿应予准许,因为救济制度创设的初衷在于如何实际的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使其权利具有现实性,而非仅仅是虚无的可能性.     

社会排挤与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救济

在女性劳动权益救济领域,其主要难题是社会排挤.对女性劳动权益的社会排挤,不仅表现为性别歧视,而且也表现为基于性别歧视而引发的户籍歧视、行业歧视、年龄、容貌和身高歧视以及婚姻和怀孕歧视.上述歧视的发生,漠视和剥夺了女性的劳动权益,导致女性劳动权益保障的弱化.对女性劳动权益予以法律救济,就是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排挤,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劳动权和其他基本人权,使男女两性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救济女性劳动权益的法律路径,在于厘定法律救济的观念基础和法律救济的制度架构,为女性劳动权益的切实保障奠定观念基础和制度基础.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与法律救济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传统、现阶段的国情和WTO全球性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适宜采用司法主导型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包括告诫、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的实施三个阶段,应依据不同性质分阶段给予相应形式的救济,同时严格遵循不可撤销性原则。     

我国见义勇为法律救济制度的现状、不足及完善

见义勇为是社会之义举。当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之时,见义勇为者因该行为导致的人身损害能否得到充分合理补偿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现行见义勇为救济制度的分析,认为应该在法律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济,要在明确救济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民事、行政、社会保障等救济途径,以确保＂英雄流血不流泪＂,进而大力弘扬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积极行为。     

公益诉讼比较研究及其对我国环境立法的启示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重,由环境侵权引起的环境民事纠纷数量激增,传统的解决机制存在多方面缺陷,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针对环境民事纠纷的特点、探讨新的解决方式———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设想。     

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初探

农村环境侵权已经影响到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因此,构建我国农村居民环境维权的支持体系、尽快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侵权问题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由心证制度的本土实践:以我国西南地区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分析对象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不过在实践中法官的审理逻辑更复杂。以我国西南地区的基层环境侵权案件为例，我国的基层法院一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环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另一方面在审判中“坚持服务大局”，因此，法官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做文章”是一项不得已的实践策略。自由心证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普通法法院，以新教革命之后“良心必须是自己形成的”原则为伦理动机。自由心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如何，不仅取决于法治的顶层设计是否完善，还取决于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生活之道的伦理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