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农村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社会救济制度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济法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救济法律制度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对策为一:着手建立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相结合的二元社会救济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民间救济的积极作用;二、在科学选优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救济标准体系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推行;三、完善社会救济争议处理机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法庭,适用特殊的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程序,以更科学的处理社会救济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解决之现行机制剖析

现行法律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尚缺乏明确的法律途径,实践中可资利用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人民调解、行政救济、权力机关救济及司法救济几种。实际上,这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均存有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并不能契合村民自治制度本质属性,均非有效、理性的针对村委会选举中选民资格纠纷案件的解决机制。清醒剖析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之制度困境和运行障碍是实现制度创新的急切诉求。     

文义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

作为理性产物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先天缺陷,这些缺陷可以被称为"法律的病灶".解决法律病灶的最重要的救济机制就是法律解释.但法律解释只是面对意义模糊的一种姿态、一种取向,进行意义释明需要具体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中最基本的方法,文义解释优先是法律解释主体必须恪守的原则.根据进行文义解释时所把握的尺度松紧,文义解释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字面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这三种解释均有各自不同的适用场域,各自发挥着释明法律意义模糊的功能.     

私力救济的现实基础及其法律规制

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会基础。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交错互补:私力救济需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公力救济在某些方面又体现了其对“私力”的承认;法律的私人执行及某些私力习惯的法律化体现了二者的交错互补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和谐法治秩序,需充分发挥私力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发展肯定可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私力救济行为,逐步建立多元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第三方的约定救济机制--公司债权人保护的新路径

传统债权人保护措施以法律规则和针对债务人的合同约定为主，但法定保护具有固有缺陷，缺乏灵活性和时效性，难以应对公司领域因各种创新安排所产生的新情况；现有合同救济措施囿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仅约束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本身。在公司债务人陷于财务困境且其责任财产无法清偿所有债权时，现有保护措施都无法为债权人提供及时充分的救济。借鉴美国公司法领域新近提出的思路，尝试扩展对合同手段的运用，探索一种向第三方寻求救济的约定机制，向受益于债务人违约行为的第三方（股东、关联方、其他债权人等）寻求救济，增加一种公司债权人保护的路径。     

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研究

在制度演变视角下,美国纽约街贩管理制度经历了严格管制、博弈与抗争、正式与非正式管理机制共存发展三个时期.这一制度格局以具有多元主体充分互动和博弈、正式街贩管理制度和非正式空间管理机制有机结合、非政府组织协助街贩群体形成自我救济机制为特征.因此,中国街贩管理的规制主体应当从重新审视法律、空间和权力的互动机制、建立多元主体利益表达和博弈机制、加强公益组织与街贩群体的联合三个方面探索街贩管理制度的有效供给之路.     

简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及其解决途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公共利益的保护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而侵害公共利益时,没有建立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责任的机制,公共利益的受侵害得不到救济。这表明司法最终原则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得以有效贯彻。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民事诉讼制度之后,一般是从民事诉讼制度中逐渐分立出来;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制度,如何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救济,是近年的一种理论探索趋势。当一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或者无法向当事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提出异议时,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得到纠正。在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就需要设立一个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对这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司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善恶。检察机关依其性质就是这样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不仅有权依法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且有义务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在这一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机关是原告,做出这种违法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非婚同居中的女性权益保护

随着非婚同居的增多,同居关系中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逐渐呈现在法律面前。同居女性所遭受的权益侵害主要表现为五种样态:身体伤害广泛存在、精神损害难以避免、家务劳动价值忽略、财产权益保护缺失、权益救济途径不畅。由于《婚姻法》的保护性规定无法适用于非婚同居关系,而财产法的调整机制也难以发挥效用,现有的法律条文过于笼统和简化,又缺乏诸如婚约制度等替代性救济机制,同居女性所遭受的权益侵害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体现和规制现实生活,相关立法应该从五个方面来完善对同居女性的权益保护:扩大反家庭暴力法的适用范围,完善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明确同居财产的归属,疏通司法救济的渠道。     

略论企业家的成长机制

文章就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建立一个使企业家茁壮成长的机制进行了探索 ,认为 :企业家职业化 ,企业家市场选择是这一机制的核心 ;经营力商品化是这一机制的关键 ;建立一个能使成长机制正常运转的运行机制至关重要 ;成长机制还需要竞争、法律等约束机制相配合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司法救济机制分析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有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的保险人欺诈行为和通常意义上的欺诈行为是不是相同呢 ?那么又如何对保险法中欺诈行为进行认定呢 ?怎样充分有效地保护保险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群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呢 ?对保险人欺诈行为该如何进行司法救济呢 ?本文就这几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动机错误救济论——基于救济路径的比较法考察与借鉴

依据传统理论,动机错误一般是不予救济的,但是这个观点在近现代民法发展中遭遇到了挑战,越来越多的动机类型被纳入应予救济的范畴。然则,从动机错误救济路径上看,各国存在不小的差别。奉行法律行为理论的德国、日本在反思该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若干改良观点并形成了新的路径;而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束缚的法国和美国则结合本国固有的制度和理论体系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救济规则。要在中国构建体系化的动机错误救济制度,梳理德、日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以及考察美、法的救济路径不无裨益。     

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解构与重构

海洋油污损害的类型化是完善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海上石油勘探平台与船舶溢油所致海洋油污损害是两种不同的救济体系与机制,而将海上钻井平台解释为海商法意义上的"船舶",是整合两种救济机制的可能性途径。基于海洋油污损害之不同进路救济机制的诠释,应构架"国家责任中心"主义下海洋油污损害之救济机制,提升国家责任的根源性手段和功能,明确海洋油污损害之国家索赔主体资格、国家赔偿责任以及阶梯矿产资源税费的准入制度,使之成为海洋油污损害救济机制重构进程中的重要因子。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与法律救济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传统、现阶段的国情和WTO全球性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因素,适宜采用司法主导型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救济,包括告诫、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的实施三个阶段,应依据不同性质分阶段给予相应形式的救济,同时严格遵循不可撤销性原则。     

国家行政赔偿救济额度的立法完善

对国家行政赔偿救济额度 ,我国的国家赔偿立法采用了“半免责”的法律机制设置 ,而明显低于民事侵权赔偿救济 ,在某种程度上已限制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并形成掣肘。文章认为 ,行政侵权赔偿 ,不仅应赔偿直接损害 ,而且对间接损害也应救济 ;不仅应赔偿客观的物质损害 ,对精神损害也应赔偿 ,考虑到行政侵权客观的表现形式 ,对于因限制人身自由的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如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考虑予以赔偿     

论17世纪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17世纪是英国济贫法制度开始实施的时代。圈地运动、物价上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使得17世纪英国的贫困和流民问题严重化,1601年济贫法构成了这一世纪英国济贫法制度的法律基础,17世纪前期英国的济贫法救济逐步扩大并关注流民、贫民的管理与救助,济贫税开始推行,但范围有限,济贫法管理发生变化;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济贫法救济提供现金、衣物、住房与医疗救济,劳动救济和济贫法管理受到高度重视并采取多种方式。     

智能合约的风险研判与法律规制——以智能合约运行机制为视角

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履行、不可篡改等优势。智能合约在生成前存在算法安全隐患、程序代码漏洞、私钥应用等风险，在发布中存在代码瑕疵、智能合约僵硬性等局限，在履行后相关法律主体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济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完善我国智能合约风险防范法律前沿设计，应当统摄法学和技术科学视角，借鉴他国智能合约有益立法经验，建构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立体式、多维度、深层次法律规制体系。具体而言，智能合约事前预防机制包括完善智能合约立法，设置监管沙盒制度、私钥保护制度、行政前置审查、混合协议等。事中监管机制包括增加应用程序接口、政府监管接口、“矿工”多数决决议投票等。事后救济机制包括实行软件更新制度、扩大预言机适用范围、建立违约金或定金自动划拨机制、强化公力救济等。     

中国宪法实施的普通法路径——以法院对权利的救济为视角

普通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救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其二,从国家承担的保障人权义务来讲,法院也不能例外。在中国,人民法院并不享有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但可以借助普通法律的适用通过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或直接适用普通法律来保护权利,即在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指引下通过确定普通法律中具体权利的内容等方式来发挥救济基本权利的作用,以此来促进中国宪法的实施。     

中国CDM交易制度的法律问题及应对措施

CDM是《京都议定书》建立的三个主要灵活机制之一,是一种由条约创制的有别于传统的新型交易类型。随着交易日渐发展,法律问题凸显。本文分析了中国CDM交易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就如何应对提出了完善措施,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性。     

相对人抵抗权的立法完善

相时人抵抗权是基于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应运而生的一项程序性权利.该权利是私权对抗公权的重要机制,也是行政救济中相对人私力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抵抗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上鲜有规定,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也面临诸多困境,包括如何判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问题、抵抗权如何对抗行政强制权问题、如何防止相对人滥用抵抗权问题等.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行政行为无效的理由,建立行政程序的"无效确认"机制与行政诉讼的"宣告无效之诉"双轨制,实行"抵制必须答复"和"争讼停止执行"原则.同时,在立法中明确赋予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科学界定抵抗权的标准和限度,并通过规定免责制度、举证责任制度、抵抗权矫正机制等来保障其实现.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思考

面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历史条件,如何作出应有的法律思考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全文从如何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意识、如何加强与完善初级阶段的法律规范体系建设和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如何把握初级阶段法律建设的度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法律思考。文中对全国普法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就“法学幼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在法制建设中既要反对滞后立法又要防止超前立法,认为超前立法与超前立法意识不是一个概念;在分析了法律数量上的度、法律规范上的度和法治程度上的度后认为在初级阶段,以人治配合法治并促进法治从而为走向法治创造条件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