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崇拜与民族认同——华盛顿、孙中山和毛泽东崇拜比较研究

华盛顿崇拜、孙中山崇拜和毛泽东崇拜,是领袖崇拜的三个典型案例,分别代表了自发的领袖崇拜、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以及前两种类型的结合.三者有着不同的运作机制,显示了不同的崇拜程度和政治、社会影响.对这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表明,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践层面将自发的领袖崇拜与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才能避免领袖崇拜的破坏性影响,同时发挥其增进民族认同的建设性作用.     

"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

总理遗像是民国时期对孙中山遗像的专称。随着国民党地位的稳固及孙中山崇拜运动的推广,总理遗像被赋予隆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国民党通过空间定位、仪式操演将总理遗像神圣化,并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传输,渗透于教育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形成超越一切、超越传统习俗的符号霸权,促使民国时期人们形成关于孙中山的社会记忆。有关孙中山的记忆存在着阶层性差异,特别是商人充分利用总理遗像的商业价值,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已经懂得总理遗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国民党的目的是为宣传蒋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但却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认识。     

台湾光复初期孙中山形象的民间塑造

台湾光复初期,省政当局通过孙中山及其主义的宣传灌输,特别是面向民间的宣导,来推动祖国认同,树立行政权威。以《新生报》为代表的官办报刊发挥了主动的作用,民办报刊《民报》和《人民导报》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较多地反映了孙中山形象塑造的民间效果。与此同时,民间借助于孙中山来表达对当局行政的不满和民众的现实诉求,日益增多。国民党统治的整体腐朽和从大陆移植而来的长期沉淀的官场恶习、军队积弊,导致台湾官民矛盾、政社冲突激化,孙中山形象重塑在民间的复杂反映,是当时台湾政情、社情的一个侧面。     

试析台湾关帝崇拜内涵的演化

本文通过对台湾关帝崇拜发展过程的探讨,分析各个时期的内涵与特点,认为在台湾关帝信仰初期,明郑遗民把反清复明的忠义思想寄托于关帝崇拜之中,关帝庙主要由官府和军人创办和修建.政治色彩浓厚,反映了明朝遗民倡导忠义思想的民族精神.清治以后官方力图改变忠义思想的反清倾向,民众祈福禳灾的基本诉求使关帝崇拜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强.日据时期关帝信仰向儒宗神教转变,成为保存中华文化的一种形式.台湾光复以后,关帝崇拜完全进入民间,其自发性以及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之成为民闻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     

台湾保生大帝崇拜的发端及信众的原乡认同

本文通过考察台湾保生大帝崇拜的发端,分析信众的原乡认同因素,认为福建移民信仰和崇拜保生大帝,既是开发台湾的需要,也是热爱故土和祖先的表现,更可视为是中华民族文化从大陆向台湾的延伸。     

原始崇拜体系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起点

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是人类精神世界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原始崇拜体系的形成中,自然崇拜、灵魂崇拜以及祖先崇拜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文明的进展,又演化为天、地、祖先崇拜。这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构建。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理论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是孙中山一生奋斗的根本目标。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论述非常丰富 ,这些论述集中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即土地、资本、实业、教育。因而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就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论孙中山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涎生以前最为进步的经济思想之一.几十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有经济的一些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总理纪念周"与民国政治文化

“总理纪念周”是国民党推行仪式政治的集中反映。它被当作一种政治运行手段,用于建构和巩固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权威,成为民国政治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联邦制的首倡者,但他对联邦主义并未一以贯之。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之前,他经历了由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联邦制的思想变化。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孙中山改变立场,转而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结构。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反映他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国家结构问题的复杂性。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探索

本文在学术界首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探索,指出了他们三者的异同,这不仅加深了学术界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揭示经济落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今天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亦有裨益.     

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买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

公学校是日据时期专为台湾人子弟设立的一种基础教育机构,存在时间较长,在台湾近代教育史上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对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考察和主要特点的揭示,认为这一教育机构是日据当局对台湾民众实行民族歧视的产物,具有显而易见的殖民教育本质.     

试论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

海神信仰是人们对海洋神灵崇拜的产物,秦汉时期在继承先秦海神信仰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海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使秦汉社会的海神信仰呈现出了人格化、世俗化、社会化的新特点.随着海神信仰的发展,秦汉社会的海洋意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海洋控制为主体的海洋政治观得以践行,而海洋文化观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海洋意识的范畴.至此,海神信仰与海洋意识已融入到秦汉社会中,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