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学堂对近代中国翻译的影响

船政人是近代中国最早掌握西方语言的群体,文书兼翻译梁鸣谦率先在船政推行"技术用语和机器设备规范",开启西文科技文献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先河。船政毕业生严复制订的《译书局章程》,强化了规范化翻译。严复编著的英文语法书籍《英文汉诂》,开启以西语语法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的先河;船政学堂文案马建忠根据西文文法,撰写出版的《马氏文通》,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船政为近代中国翻译的先驱开创了口译、笔译两方面体系,确立了中国翻译的基本架构:科技文献、西洋法律及口译追求忠实于原文,以"直译"、"音译",以"信"为准绳,文学艺术作品翻译追求文理、文采及意境等,以"意译","达""雅"为准绳。"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学术界和翻译界所推崇。船政孕育了近代中国较有影响的闽派翻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闻传播的受众本位

人本位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在新闻传播领域体现为受众本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出了受众本位的内涵,是受众本位的理论基础;受众本位的落脚点是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包括提供丰富的新闻信息,提供参与和利用媒体的机会,提供实用技术,提供娱乐等多个方面;传播先进文化是受众本位的中国特色.受众本位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移动媒介语境中的受众生态问题

移动媒介作为当下文化研究的生成语境,引起了受众理论的积极关注.移动技术的前身存在于先前的传播、文化以及媒介诸形式中.但是,此一"移动化"--若可如此称之的话--如与当下受众相嫁接,即呈现出独特的样式与日益强化的向心性.过去二十余年中,各类便携式手机与无线技术大量出现,以移动装置应用为核心、不同以往的重要参与过程已构建出新型的受众.此不仅对广大手机受众以及移动媒介使用者来说意义颇大,且必将引发对媒介及其受众的全面重构.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论审美情感与广告创作

审美情感对于广告创作具有特殊价值,它是沟通广告与消费者的一个重要桥梁和纽带。审美情感对于广告创作之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满足受众的情感需求,激发消费动机;二是营造优美意境,引发受众的审美愉悦;三是沟通物性与人性,变商业化为人情化。广告所传递的审美情感主要表现在人性、人文关怀、暧昧的怀旧情结、亲情爱情友情、恋家思乡情怀等方面。     

从"意义转移"到"意义依附"——广告意义的结构转型

本文从我国广告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了广告意义系统生产与传播的结构转型--从符号象征层面的"意义转移"向社会功能层面的"意义依附"的转向,分析了"意义依附"所蕴含的风险性,进而提出进行广告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思考的必要性.     

将"信"的标准融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近年来的一股新生力量,它给译界带来不少的活力,而且它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研究视角.而中国译界中被长期视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也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信",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科技英语文章标题翻译中的"信达雅"

本文从讨论“信达雅”作为普遍适合各种翻译体裁的标准入手,论述这一学说的提出及后人对它的评价和发展,重点讨论如何将这三点与科技英语文章标题的翻译相结合。文章主要观点在于标题翻译时应在保证“信”、“达”的前提下大力扩展“雅”的表现,而“雅”的表现在语言结构层面和联想意境层面这两项大框架下分别包含着不同的形式,其本质在于唤起读者的各种情感来吸引读者并传播知识。     

传播学视域下的广告音乐浅析

传播学是研究信息交流、理解和沟通的学问。广告传播在本质上是与目标受众沟通的过程,沟通的有效性是广告传播的终极考量标准。广告音乐是广告传播中激发受众共鸣的一种优良的媒介,它既有一般音乐艺术的审美特征,也包含了广告艺术的某些特性。因此,广告音乐拥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拥有一些独具的特性,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也要讲究一定的运用策略。     

《尤利西斯》三个中译本拟声词的翻译比较

<正>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八十多年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谈到译事难的问题:"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尤利西斯》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如内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