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新发现的汉代碑刻和魏碑

<正> 汉代,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极盛时代,亦即隶书书体八分(亦称汉隶)成熟、定型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书法遗产,除了竹简之外,主要是依赖碑刻传留后世。汉代的碑刻,全国以山东收藏为最多。在历代金石著作中有记述的名碑在山东就有四十多种(还不包括西汉鲁六年的《北陛石》)。近几十年来又有新的发现:这些有的还没公开发表;已公开发表的也大都作为出土文物只给予简单的说明;个别的作为书法遗产专题介绍过,但见仁见智,评价不一。魏碑,主要是指北魏时期(也包括东魏、西魏)的碑刻。作为书法概念,则是指誉为“隶楷错变、无体不备”极具时代特色的一种楷书书体,魏碑书法继承、发展了汉代隶书的传统,又开隋唐楷法之先河,其书法价值可媲美汉碑而凌驾唐碑之上。但一提到魏碑时,人     

诗画相逢两相应--论宋代题山水画诗与山水画的和谐

宋代诗人在题咏山水画时,善于根据所题咏画作的不同品类使用不同的笔墨,使题诗与原画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保持和谐一致.具体说来,如果题咏的是巨幅或长卷的全景山水,诗人多用长篇歌行的形式,写得气势纵横、淋漓酣畅;若是小景画,则多用小诗体裁,写得淡雅高绝.如果题咏的是着色山水,则诗笔艳丽;若是水墨画,则诗笔清淡.这种题诗与原画在形式和风格上的和谐一致,使诗与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显示出宋人成熟精深的艺术眼光.     

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以中原书法与江浙书法为例

中原书风与江浙书风被认为是中国书坛风格差异最为明显、影响力最大的两大书法流派.中原书风雄厚,江浙书风淡雅;中原书法崇碑,江浙书风尚帖;中原书风重"势",江浙书风尚"韵".形成两地书风显著差异的原因,有主观的性格因素,也有客观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民风民俗等文化环境因素.从两地书法表现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情趣看,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呈显性的.     

论先唐颂体的正体与变体

"颂"作为一种与诗、赋不同的独立文体,它的起源与古代宗教文化有关,其文体风格是"雍容典雅、庄重肃穆"。先唐颂体呈现出正体和变体两种形式。《诗经》中《周颂》和《商颂》是宗庙正歌,《周颂·时迈》更为颂体树立了规范;但《鲁颂》的题材、内容形式呈现出了新变化,故被后世视为"变颂"。汉代既有郊庙乐歌的正体,也有被称为变体的颂文;魏晋时期颂体的世俗化进一步加强,这时期颂体的功能、歌颂对象、题材都呈现出新变化。先唐时期颂体的正与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着,它们共同促进颂体文学审美品味的形成,通过辩体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颂体的演变规律。     

中国书画美学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建构

《中国书画美学史纲》,樊波著。52万字。吉林美术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责任编辑:刘丛星、王兴吉。　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如同作画。“书本画也,画先而书次之”(韩拙语)两者不仅同源,而且互动互补。因此自古至今,中国既有绘画美学,又有书法美学。然而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书画美学史。从历史上看,很多书画文献似难以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书画美学史,如唐代张怀的《书断》(上、中、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其中虽然包含了不少书画美学的精义奥理,并作了深刻的阐发,但从书画美学史的角度来审度,这些文献带有两个明显的局限:…     

中国古代书法美学“厚”范畴论

"厚"是中国古代书法美学较为后起的范畴之一,主要指一种圆润滚实、肉膏骨健、笔力逑劲的书法审美风格。从汉魏自然朴拙之自发风貌到晚清书家精心刻意之自觉追求,"厚"逐渐由一种简单拙朴、雄强泼辣的书法形体特征发展成为成熟的书法审美风格和艺术品鉴标准,在形态美、立体美、力度美等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高度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感染力。     

黄庭坚晚年“为画满纸”思想研究

黄庭坚晚年的诗风由早年的奇崛生硬变为平淡而山高水深。他是如何实现这种风格转变的,其创作思想的变革又是什么?至今未有合理的解读。事实上,北宋绍圣后,黄庭坚援书入诗,采用书法中"为画满纸"的方法创作。"为画满纸"意含"不齐之齐"、"意脉贯注"、"纵横有象"三法,此三法可纠正其绍圣前诗歌雕琢生硬、笔意断裂、迟钝腐陋等弊病。黄庭坚晚年诗歌的"为画满纸",矫正了白居易、李白、苏轼、张耒等诗歌章法结构率意单一的弊病。南宋后,杨万里、刘克庄、方回、元好问、赵孟瞓等晚年的诗歌创作,都延用了黄庭坚的"为画满纸"法,来纠正自身早年集古诗所致生硬雕琢之弊。     

书法

李希塨男，汉族，1947年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是已故青海书法名家、“李家体”书法流派创始人李德渊先生之嫡堂侄。承其家学，熏陶感染，李希土恭自幼喜欢书画，涂鸭描红，勤奋不辍，得空就学，得空就看，得空就练。上中学时其笔墨就已锋芒初露，读初中二年级时曾获西宁三中全校大楷比赛第三名；他还在课余时间临摹《三国演义》连环画，画出的人物栩栩如生，受到著名画家光绍天的赞赏。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是词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唐、五代、北宋时期,词体的娱乐性质使它难免"小道"、"卑体"的歧视,此时的诗词之辨建立在对词体否定的基础之上,探讨诗词之辨是为了将词体区别于诗体而加以排斥.宋南渡前后,诗词之辨主要涉及词体的音律和风格问题,代表人物为李清照等;南宋末年,诗词之辨更为深入,沈义父、张炎可为代表.     

试论荷花绘画艺术的发展及名家特点

荷花以其清新脱俗的独特魅力,深受历代花鸟画家的喜爱,成就了众多写荷的艺术精品.本文以汉至清代社会发展为背景,以画史等记述和传世荷画为依据,钩沉辑佚,对荷花绘画艺术的萌发、沿袭、发展和变革之路与各家各派画荷的风格神韵及其影响进行探寻和分析.     

敦煌西晋墓画--敦煌壁画的另一源头

近年来,敦煌发现了一些西晋墓画.敦煌早期壁画的部分内容与敦煌墓画中的部分内容很相近;西晋墓画的一些内容直接进入了敦煌壁画;两者的联系还说明莫高窟当时所具有的中原风格,不但是传自中原的南北艺术融合的产物,也是传自西域、印度的佛教艺术风格与敦煌本地的汉晋艺术融合的产物.在空间上、在时间上、在艺术上两者都是近亲,敦煌西晋墓画是敦煌壁画的另一个源头.     

北宋国子监画学学官考

徽宗朝创办的国子监画学,其学官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这些学官必须有制科、进士出身或是本学优秀学生,其选任可许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荐举；博士之职从京官中选任,学正、学录、学谕等则可由优秀的本学生员充任.可以考知的画学学官有博士宋子房、学正陈尧臣、学录王道亨、学谕张希颜,他们的出身符合国子监对学官的出身要求,其绘画风格更注重自然物态,重视写物之神和整体命意构思,其学识和艺术才能与画学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南宋院体画风的转变与他们的教授有一定的关系.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苏轼论画

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在诗、词、散文、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等多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苏轼还是一位大书画家,是唐代颜真卿以后的巨擘;他的书法被称为“苏体”,他又是一位有名的画家,善画古木丛竹、顽石乱绦,也画过动物如螃蟹,人物如佛像等等。苏轼画竹,风格最与文与可相似,所以属于“文湖州竹派”。而苏轼对于当时北宋艺坛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同李公麟、王晋卿、米元章等人一起,发展与壮大了文人画,以     

学做“减法”

开头写法——扣题提示写什么:看了题目,别以为我“穿越”到了数学课上。我说的是生活中,要学做“减法”。中间写法——承头顺写详重点:先来我的房间看看吧。缺胳膊少腿的玩具、像猪窝的床、随处摆放的课外书、墙上贴着小时候画的画…是不是超级乱?     

“书画相通”论

回首百年来中国画的发展历程,反省中国画的得与失,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画越来越走向美术化,缺失了作为中国画灵魂的笔墨精神,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画在笔墨上的特点缺少认识。中国画与书法内在的密切联系实在是不能分割,这种书画相通内在联系集中体现在笔墨的关系上。本文对明代之前有关"书画相通"理论的历史嬗变及其内涵、清代碑学发展后书画相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书画相通"的核心——用笔的内涵及其方法做了系统讨论,并提出"书画相通"理论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启示。     

赵之谦书法美学思想论略

艺术风格与艺术思想研究是美学思想研究的重要途径.赵之谦书法美学思想形成于他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其独具风格的创作.他的书法美学思想主体为拙朴浑厚、古茂清新;儒道互补,佛理深渗.     

"心见"与"眼见"--中国古典绘画艺术的抽象美与西方古典艺术的理性美之比较

中西古典绘画无论是绘画理论,还是艺术创作,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分别论述了中西画家在创作理念、绘画材料的运用以及透视用色上的各自特色,进而指出中国画着重在"心看",要走进"画中",达到心境与画境的和谐统一;西方古典绘画重在"眼看",强调表象的真实、理性与科学.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以“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为例

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后先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风格相去甚远。我们切不可只是套用西方文论来解读中国古代小说,而应从文本出发,适当参照西方理论,独立自主地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点与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