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简论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传奇人物。他善吹牛而不令人讨厌,经常以幽默机智奉承拍马博取武帝欢心,既关心民瘼又直言敢谏。他一直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终生无所作为,源于自我定位的失误。他有较高的文学天才,但因囿于模仿的误区成就不高。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东方朔行事与汉武帝用人

奇才怪杰东方朔的宦海生涯与武帝当国几相始终,他一生的宠辱沉浮是衡量汉武帝用人及西汉武帝朝政治生态的重要镜鉴。迹其一生行事,东方朔始终扮演着谏臣、顾问、言语侍从三种角色,而最重要的角色是谏臣。相比同朝之臣,东方朔的政治才干略为逊色,汉武帝对其才华颇为赏识,但武帝用人是量材而授,并不因颇为赏识而特意拔擢。东方朔既有儒者的追求和情怀,又有着狂士的放浪和不羁,决定了他一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有太大建树,但却成为了儒者文士追慕的对象;也正因如此,才使得东方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衍化、美化乃至神化。     

东方朔冒死自荐

西汉大才子东方朔,当年也是个没人赏识的可怜虫,凭着一篇长达三千多片竹简的自荐信,倒是攀上了皇帝,可汉武帝身边人才济济,哪轮得着他？他只得了个“待诏公车”的小官,整天见不到皇帝一面。眼看满肚子才华要烂在肚子里了,东方朔很着急。怎样才能让皇帝发现自己呢？这天,东方朔闲逛中碰到几个侏儒,顿时有了主意。     

东方朔的处世术

用吹牛的方法宣传自己，一副厚颜无耻的模样，固然容易被人轻贱，却也常常能有效地出人头地。古往今来，多少建功立业的伟大人物，都主动吹嘘过自己。而东方朔的特色，却在于洞察，知道皇帝要的是什么，用吹牛的方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皇帝，我有趣，能令你开心。     

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

滑稽家是先秦至汉代文人集团中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团体。这些人虽然行为狂放,但是,他们却有着非常明确的正义感和讽谏智慧,东方朔就是其中的一个。东方朔在日常生活中,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     

东方朔“跛猫”“捕鼠”说的意义

我们探讨猫的驯宠史,注意到《东方朔传》所见东方朔对骠骑难,曾言跛猫捕鼠事。相关信息对于了解猫作为鼠的天敌怎样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意义相当重要。东方朔说如果可信,则能够推进对畜猫捕鼠的生活史的认识。汉武帝时代正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热季的历史阶段,东方朔说结合河西出土木雕猫模型,可以深化中国猫是西方传入抑或本土驯化的讨论。     

金马门与朝隐象征 ——兼论东方朔形象的演变

狂,是东方朔留给后人的显著印象.东方朔的狂语狂行,是他因得不到汉武帝重用和找不到志同道合者而内心苦闷的极端表现.当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又不愿远离庙堂之上时,朝隐就成为平衡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最佳选择.对于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行为,后人有不同的评判.褚少孙、班固、扬雄眼中的东方朔还不是以一位朝隐者的形象出现的.魏晋以降,士人对东方朔朝隐行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避世朝堂的金马之客的处世方式似乎比隐迹山林的岩穴之士显得更加高明.避世从容金马门渐渐成为许多知识人追求的生活状态.     

汉武帝对东方朔《答客难》影响考论

从有关文献资料考证东方朔《答客难》的作年,认为当作于太初元年（前104）二月建章宫建造之后、天汉二年（前98）十月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狱之前。在此基础上,讨论汉武帝对此赋的两方面影响：一是促成了赋中的不遇情感及儒学思想的表达;二是影响了赋典雅、诙谐的艺术表达方式。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黎东方与民国时期的“细说体”

在抗战时期，时任大学用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的黎东方，由于生活拮据，公开作历史故事演讲，因而被后人称作“卖票讲史第一人”。20世纪60年代，黎东方结合当年在重庆讲史的经验和风格，创作了《细说清朝》《细说三国》《细说明朝》等系列作品，黎东方称其为“细说体”。“细说体”实质上并非是全新的历史体裁，而是历朝断代史的一种通俗写法。“细说”系列作品以其辩证翔实的内容，深入浅出的表述，为后世通俗史学读物的写作提供了借鉴，推动了史学通俗化的发展。     

《说文广义》与《说文解字注》中的词义引申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说文广义》首次以专著形式研究词义引申。其词义的注释方法、体例和所用术语都与《说文解字注》有诸多相似,关于词义引申规律的论述,二者也所见略同。鉴于《说文广义》在词义引申理论及方法上的创见,语言学界应将之纳入汉语史并确立其应有地位。     

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王夫之《说文广义》述评

《说文广义》是明末清初哲学家王夫之研究《说文》、解说汉字字义的著作，历来研究者甚少。该书在论述汉字形体演变、汉字本义和引伸义、假借义、汉字虚字的来源和意义、同义词辨析等方面，见解独特，深入浅出，通俗简明，是清代《说文》研究的开山之作，应该确立它在“说文学”和汉语史研究中应有地住。     

《说苑》“所”字研究

关于＂所＂字的词性,历来学者认识不一,文章综合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周法高先生所提倡的＂代词性助词＂较为合理。通过对《说苑》中的＂所＂进行穷尽式的量化研究,认为其中＂所＂作为代词性助词使用频率最高,占97%,名词＂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假设连词＂所＂基本消失,其中有3例可认为是假设连词,也可认为是代词性助词。根据这一标准,＂所＂字为代词性助词。     

沈涛的《说文》异文研究

在仔细研读《说文古本考》,归纳总结沈涛对《说文》异文字际关系的探讨,对《说文》异文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为今后的《说文》校勘提供借鉴.     

《亦报》连载小说：东方蝃蝀的《双城故事》——《亦报》研究之二

东方蝃蝀的小说《双城故事》,写于1952年,《亦报》分75次连载,发表时署名＂唐优＂。此为1949年政权易帜后,作者在新的文学环境下应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为重绘19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版图,研究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个案。重识《双城故事》将丰富既有的文学史叙述。     

《说文解字》在传统小学中的地位

《说文解字》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它建立了揭明汉字构造义理的六书理论,开创了新的、科学的、字典式字书体例,保存了大批古文字资料,同时也起到了规范文字的作用。《说文解字》对字义的训释方式,大多成为后来训诂学常用的方式。因其训释之精当,它历来广为训诂家们所倚重。《说文解字》主要从字形的分析上建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从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古音资料,成为考定上古语音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论《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以引《诗》为例

在《新序》、《说苑》中，有引《诗》者一百零二章，其中有近五十处据《韩诗外传》而引。文章通过把这近五十处引《诗》与《韩诗外传》的原文进行比对，分析了刘向《新序》、《说苑》材料加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