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人类个体记忆库与历史学

口述历史是针对个人记忆的对话与叙述.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就是把个人记忆汇聚起来,作为档案收藏,使之成为人类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并成为公共记忆的基础.历史学是对人类档案记忆的加工,选择、提炼、思索、研究,并对过去的人类故事加以叙述.历史书写是对档案记忆的建构,提出集体记忆及公共记忆的具体叙述范型.在这一层面上,口述历史即个体记忆,不仅可以成为历史书写即集体记忆或公共记忆范型的有效补充,能为历史书写提供新的信息资源,还能为记忆的历史书写范型提供新的维度.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社会记忆及其建构——关于黄道婆的集体记忆研究

借助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体宣传等方式,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并延续.深入分析各类承载黄道婆集体记忆的文本可见,自元代以降,黄道婆的社会身份呈现显著的历史时段特征,其身份的集体记忆建构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记忆又以层累的方式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上一时期的集体记忆往往参与到下一时段的社会建构.黄道婆的人物经历、生活际遇在史载中的不确定为其身份记忆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战争与道德记忆

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但也给人类留下了大量战争道德记忆。探究战争中的道德记忆,不是要为战争进行道德辩护,更不是要美化战争留给我们的道德记忆,而是要论证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联性,并且推动人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战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因此,战争道德记忆是一副善恶交织的图景。     

文化复兴中民间记忆与国家记忆的分离与融合

人类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的记忆形式。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文化的记忆形式分为了民间记忆和国家记忆两个方面,这两种记忆并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简单归类,也不是文化的对立,更多时候是一种互补和融合。当我们思考文化复兴的时候,恰恰需要的是两种文化记忆形式的融合,是对民间记忆的苏醒。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论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理想祈向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自然理论,从人和自然关系的角度,不仅就人类社会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形态在这一维度上的表现,而且特别就未来社会里人和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予以展望.这一展望根本上体现了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最为深刻的命意,即对人类的终极命运和生存境况的深深眷恋.置身现代性困境的当下,记忆和继承马克思的自然理论的遗产,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与记忆

记忆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记忆研究在史学领域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学、心理学和心态研究都对之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促使记忆的观念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历史学科内各种思潮的汇流,以及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当代文化政治,尤其是大屠杀对记忆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记忆研究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乃至历史性质的反思,这对于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过去无疑大有裨益。     

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越战小说中的记忆伦理

越战早已结束,但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和争论远未停息,因为每一场战争都要打两次,第一次是在战场上,第二次是在记忆里。在美国作家和越南作家创作的回忆越南战争的小说中,往往出现指责和贬损对方的相悖性描述,为此从记忆伦理的角度探讨这种对立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首先阐述记忆的目的性和利己性,进而揭示美国作家和越南作家创作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具体表现。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研究认为作家应该采用双重记忆机制：即从他者的角度回忆自己的历史,并论证这是一种已经得到部分作家践行、而且伦理上值得倡导的通向正义的记忆机制,也是文学去修复创伤、认识历史的有效方式。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文学与记忆的关系探析

人类的记忆行为至关重要,它建构文化,承载历史,塑造个人.文章借助记忆理论探讨了文学与记忆的亲缘关系,指出在用文字建构的艺术王国里,文学与记忆并肩而行,作家用文本书写和传承记忆,又用记忆来丰富和深化文本.在对传统与信仰的坚守中,文学与记忆形成了最坚固的联盟.     

数据记忆何以可能:以技术与记忆的关系为线索

记忆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一个连接点。关于记忆的哲学研究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新面貌,与此同时,关于记忆的科学技术研究一方面将哲学领域中关于记忆的理论与观念再次激活,另一方面又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数据、记忆与智能的融合开启了记忆的新路向,基于数据的记忆实践与记忆构想呼唤数据记忆。从记忆的分类与记忆作为“术”的维度来看,数据记忆作为一种记忆有其合理性,作为一种独立的记忆模式也有其必要性,其对人类的规划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更是未来意义上的。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逻辑与记忆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设法寻找记忆的痕迹,探索提高记忆效率的途径,但人们主要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本文想探讨一下普通逻辑与提高记忆效率的关系问题。(一)记忆是智慧之母人类本为地球的后起之秀,为什么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地球的主宰?据研究,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从而与动物相揖别,这主要是由于人脑在劳动中日益发达,具有了思维能力的缘故。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主体在感知的基础上,对客观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过程。而思维赖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是对客观信息的大量记忆资料。人正是依靠大脑的记忆机能,使个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得以贮存起来;使社会的经验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记忆的基础上,人类的智慧才能不断地发展,社会经验才能不断地丰富,以致发展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社会。     

记忆的认知哲学探究*--基于巴特莱特“图式”的分析

"记忆"作为人类获得经验和知识的基本条件,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便对"记忆"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假说,近代科学的发展则把定量分析和实验法引入对记忆的研究之中。作为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和反思,巴特莱特认为应该运用人类真实生活环境的语言材料,把记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功能加以研究。他把"图式"这一哲学术语引入心理学,用以表达经验在记忆过程中的主动组织作用,从而把抽象的记忆过程具体化,加深了我们对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的了解。     

道德记忆的复杂性及其认知路径

道德记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人类对记忆的复杂性缺乏认知,对道德记忆的复杂性更是认知不足。以经验主义方法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就是运用经验归纳的方法来解释或说明我们自身的道德记忆能力。用理性思维的方式来认识、理解和把握道德记忆,必然要求我们超越经验主义思维,展现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人类还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认知道德记忆。道德记忆分析是精神分析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和一个重要内容。     

格拉纳达的阿罕布拉：世界遗产地的社会记忆

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有关所谓“历史记忆”的社会政治辩论。1936--1939年的内战笼罩了社会记忆的其他层面，其中也有对西班牙历史叙述的回顾。这一辩论甚至导致了对负责实施《历史记忆法》（Historical Memory Law）的巴尔塔萨·加尔松法官之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