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考工记》营国词语关系

在整理中国最早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营国词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训诂原理、语义观念以及词汇语义学原理,运用义素二分法,类聚、梳理并分析《考工记》营国词语关系。《考工记》营国词语之间具有纵向、上下和横向的结构关联,由此形成词语立体网络,进而体现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

关于《周礼》及周初制度 ,本文观点与结论是 :《周礼》编纂始于始皇焚书前 ,未及完成即遭焚书变故 ,其作者非诸子流裔而是西周中晚期某个宰官或膳夫的后裔 ,其书编纂具有创构、追忆、体认的性质 ;周初旧制新制交叉重叠 ,尚未形成与“卿事寮”平行的“太史僚” ,其僚职司应属天官系统 ,“周公为冢宰摄政” ;《周礼》的创构性质意味着《周礼》的编纂 ,在对“周官”追忆体认的肯定中暗含了对其精神的部分否定 ,因为它突出了制度本身的意义 ,这正是今天的《周礼》研究者应该特别留意的地方。     

《周礼》中市场行政管理文书探究

市场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从《周礼》所反映的先秦市场管理中可以看出,周代极为重视市场管理,除设置管理市场的机构和官吏外,还制定了市场行政管理政令和证明文书。这些文书的制定,使周代市场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从而确保市场秩序井然,国家府库充盈,为稳定市场和促进经济的发展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     

《周礼》道路空间与蜀道申遗启示

依照当前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蜀道的遗产价值和遗产意义无法全面体现。无论是作为历史交通网络、线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抑或自然文化双遗产都难以覆盖蜀道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以《周礼》道路治理空间为视角,通过其中合方氏掌天下道路、司险掌九州道路、野庐氏掌国道路三个治理空间的经义梳理,再现蜀道所承载的本土遗产意义和人文空间观,探寻蜀道遗产的本土意义。蜀道申遗应该是“天下”的理念,是重现中华遗产道统源流的过程。     

《周礼》“六计”与战国时期的官吏考课制度

《周礼》一书所提到的"六计",是战国时期考课制度的高度总结,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六计"所包含的六项考核指标,展现了战国时期考课制度品行和能力并举而首重品行的特点。从考课的时限而言,《周礼》中的考课不仅有日考、旬考、月考、季考,还有年度考课和三年大考;从考课的对象而言,涉及国家各级各类行政部门。可以说,《周礼》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整套繁复细密的考课体系。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周礼》的生态伦理系统思想

《周礼》以取法于天、以礼为治的思想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态伦理思想系统,其中包括完备的价值基础、伦理制度和具体的伦理原则。其保护对象主要有土地、山林川泽、矿藏及其他自然资源。《周礼》是世界上最早提到环境保护伦理法规的有系统的著作,其中的思想及措施总结了当时的生态伦理实践经验,对后世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礼》确立的司法制度理性考论

《周礼》将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哲学理念融入司法制度的设计之中,构成了司法制度的合理内核。秋官、路鼓、肺石、三刺、五听、五戒、五禁、五刑、五罚、九棘、嘉石、圜土等司法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先秦时期天人相应、阴阳五行、义理象数之理念。《周礼》还将儒家的仁爱、慎刑观念融入司法制度的建构之中,形成了多层级的预防犯罪发生的规范体系。三刺、三宥、三赦制度是基于仁善之理念设计的慎刑制度。     

周礼规范下的《诗经》婚恋诗歌创作

周礼中的婚姻之礼有正礼和变礼之分,在尊重民俗基础上制定婚礼规范,这是“正礼”;又为一定的特殊情况制定变通办法,这是“变礼”。“变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口增长、保持社会安定,基本精神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由于婚姻之礼的宽容和规范,《诗经》婚恋诗歌呈现出多彩的面貌,显示了中华文学摇篮期的积极向上的特点,那些“淫奔诗”的说法是对“变礼”的误解。     

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弹性生产空间与制度厚度

弹性生产地理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取代传统"福特制"大生产的一股潮流,新产业空间形成、差异化生产和专业化分工使得古典区位论面临理论困境,同时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转向。通过"制度厚度"的概念剖析及其对当代全球弹性生产空间的重塑机理探究,作者分析了制度厚度的"地方化"和"空间化"——影响弹性生产地理的两个关键因素。     

行业协会:制度异化与运行空间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相当严重的制度异化现象.制度异化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到位引起的,但实质上是我国行业协会的组织边界不确定,导致我国行业协会运行空间不合理.通过明确行业协会的组织边界,确定行业协会运行的合理空间,行业协会与企业、政府之间的边界将明晰化,困扰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制度异化现象也将得到很好的解决.     

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逻辑:制度空间与制度规引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以经济性放权为主线,展现了央地政府间的纵向权力分工关系的互动变化,这种变化虽然也存在因具体治理情境而发生过先放后收的情况,但经济性放权逻辑自始至终在持续,且经济性放权又逐步促成了政治性放权。伴随这一逻辑持续作用而至复杂制度变革,既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提供了巨大制度空间,又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引作用实现了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型塑。制度空间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主动性制度变革创造的制度空间,以及制度移植中多元博弈与制度非耦合状态客观创造的制度空间。制度规引包括正式制度的规导和非正式制度的浸润。正是制度空间的环境条件及制度本身的规引组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线索。     

聚落、地域性联合与古代早期的社会控制——《周礼》乡里制考原

西周时期,闾、里、邑、族是基本的居民编组单位的控制管理单元,其中闾用以编排"国人",里用以编排"野人",而郊中的甸人则大抵以"邑"为编排单位。闾、里、邑在本质上都是居住单元:闾是较大聚落(国、都)内部有规划地分划而成的居住区,里则用以指称四周有垣墙围绕、附带有田地的聚落,邑系围垣聚落的通称。族的本义是聚合起来的人群,一族或包括若干闾、里;若干邑也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五邑、十邑之类的地域联合体。国、野二元体制与以聚落或居住区为基础编排城乡居民,乃是《周礼》乡里制的核心,也是西周时期乡里控制制度的根本;而以聚落或居住区分划为基础的里、邑、闾,以及包括若干聚落的地域性联合,乃是西周时期社会控制的真实形态。中国古代早期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以聚落或居住单位为基础的。地缘关系乃是古代早期中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控制的基础,而血缘关系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文化表达。     

隐喻与悖论:空间、空间形式与空间叙事学

自弗兰克提出空间形式论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理论就存在诸多的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空间形式"一词本身的隐喻性,它很容易使人难以区分空间与空间形式两个概念,进而把空间的特征移加到空间形式上,把对空间的研究混同于对空间形式的研究.这样就导致在空间形式论与空间叙事学关系上的悖论性认识:空间形式既属于又不属于空间叙事学.     

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

我国城市空间的生产要坚持空间正义。空间正义要求保障人民的空间权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基本伦理诉求是以发展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人民为中心,以多样性为追求。当前我国城市空间生产中存在着空间正义缺失的状况,其基本表征为空间的贫困、空间的异化、空间的同质化、空间的隔离化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空间生产的相对滞后、资本逻辑支配空间生产以及集体行为逻辑的存在。因此维护我国城市空间正义、促进我国城市空间生产需要采取三重维度的解决路径,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消弭资本逻辑副作用、破除集体行为逻辑。     

跨文化语境下中西传统建筑空间图式及建构比较

建筑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融汇的集中呈现,体现了一种文化类型,其空间图式深刻地反映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建筑文化景观。通过空间图式及建构比较,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西传统建筑的空间特征与文化内涵,并在跨文化语境下,去发现和思考中西传统建筑空间图式的同与异,探寻产生此共性和差异的自然地理、文化本源、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原因,从而深化对整个建筑文化现象的本质认知和理解。中西传统建筑空间图式比较将在实现在地化同全球化和谐交流的愿望下,重新确立文化自信和自觉,探寻具有国际价值和中国特色的主流设计实施路径,实现当代建筑形态的跨文化重构,以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