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与任情共生——审美现代性视域下泰州学派的"身""道"两难

在明代"身"与"道"崩裂的时代难题下,泰州学派标举知行合一、践履儒家道统、突出士人之"身"的自觉反思意识,在"身""道"互动中重塑士人主体的审美感知经验——自任于道的担当意识、恃道持道的自尊自信以及觉民行道的极致乐感.而越是自觉地践履儒家审美理想的"身""道"一贯性,则"身""道"两难带来的风险累积越盛,"任道"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害身""杀身".在对"任道"后果无法回避的自觉体认中,泰州学派反向强化了"爱身""保身"的私性自主意识,从而加速了任情纵欲等自然情性话语的"旅行",促成了中国审美现代性独特的双重指征:任道与任情共生.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观辨析——对国内学界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观是"不成熟"甚至"不科学"的。事实上,《手稿》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有其具体的语境,马克思是在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时,在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的。他并未抽象地、无条件地谈论或夸大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自由自觉劳动"不仅仅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类劳动的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曾在人类史前时期真实存在的具体劳动形式"。《手稿》用关于人类劳动的理想来批判私有制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现状,谴责其"非正义性",这并无不妥之处,并不构成"唯心主义"。另外,《手稿》并未对私有制社会的现实劳动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或加以简单否定,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科学态度,在批判其"不正义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科学评估《手稿》及其劳动观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自由的张力突显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个性。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由的方法论说明,不研究主体自由意志,就无从研究道德与法等问题。马克思的自由并非新自由主义所说的理性决定论,必然也不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目的自由与工具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自发自由与自觉自由、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对立统一。资本主义物的统治导致自由异化。中国道路不是一种缺乏价值观的崛起,中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张力与限制相统一思想的成功创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的"四个统一",才能更充分地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     

马克思自由与平等关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既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更是马克思建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理论的主要向度。马克思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内含三重意蕴:其一,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具有社会历史性,这与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性"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以及"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相一致。其二,实质自由的获得以实质平等的实现为条件。所谓实质自由,指的是自主活动,即自由自觉的劳动;所谓实质平等,指的是经济平等,即人们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其三,实质自由与实质平等的统一以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为基础。这对我国新时代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进而推动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与审美

对于人的＂自由＂、＂自觉＂,马克思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的三重关系中作了考察与论述。即作为＂类存在＂的人在＂真正的生产＂中得到规定的＂自由＂、＂自觉＂;作为在生产发展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实际实现的＂自由＂、＂自觉＂;作为人对实践对象自身必然性的能动适应中获得的＂自由＂、＂自觉＂。三者分别揭示了＂自由＂、＂自觉＂的历史起点（历史根据）、历史形式和最高本质,既有联系亦有区别。同时也显示了＂自由＂、＂自觉＂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论阈中的＂自由＂、＂自觉＂,始终处于具体历史的关系中;无条件地、不加分析地把＂自由＂、＂自觉＂当做人和审美的＂本质＂,不仅倒置了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也将人和审美等同了起来,使其变成为非现实的知性抽象品,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     

论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三种形态——马克思自由观研究之一

马克思自由观的内容丰富而深邃,具有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的自由呈现出三种形态:自由精神、自主活动和自由个性。自由首先是精神的自由,自由精神的本质就是真理本身;自主活动是对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提升,是人的主体性活动,是与人的全面发展同等程度的概念,是一种"自我决定"的"积极的自由";自由个性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质性内涵,是自由精神和自主活动的最高成果,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核心。把握这三种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对理解马克思自由观具有重要意义。     

论教师自由自觉的生存——文化学视角

在经济待遇、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得到改善的当代,教师应追求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存境界。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教师自由自觉生存的内涵体现为自主的生存、理性的生存、创造性的生存、个性化的生存以及幸福的生存等几个方面。教师只有实现了自由自觉的生存,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课程改革,其自身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彰显。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的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对文学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导致多名重要作家去世,其次是使盛行一时的酬赠之作几乎绝迹,最后是促成了文学批评的繁荣。     

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研究

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画家传记创作是新时期传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热点。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创作繁荣的表现是传记作者队伍壮大,作品数量繁多,出现一人多传的现象。     

先锋作家的影视转型与价值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先锋作家以其前卫的语言实践、形式探索和文本试验对整个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进入90年代,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以影视为主导的大众传媒改变文学机制的情况下,大部分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先锋立场,投入到市场化的写作之中,创作风格越来越充满现实性和世俗特征。     

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

五四文学革命后,才出现了从文学观念到作家及作品的现代化品格的全面含蕴,因此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是适宜的。1917年之前其他时段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五四文学革命质的飞跃准备了量的积累。     

转型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自我

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化的转型期内,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话语系统得以建立、发展和演变:一是愈来愈多转型期女作家在表现女性自我时,都倾向于对女性力比多本能结构的探究,致使女性自我意识与女性身体行为日益趋于同构。二是针对男权中心主义,转型期女作家们采取了多种的叙述形态,自觉地参与了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三是转型期女作家一方面大胆地拆解传统的母亲神话与恋母情结;另一方面,却真诚地颂扬母性和母爱,竭诚使女性自我由母性之根出发,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四是女作家着意于对女性自我存在的探究,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个性化特征的鲜明性。此外,尽管转型期女性自我开放而多元,但女性自我对独立、尊严、自由和爱的追求和探索却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忧生意识:宋词的文学特质

文学主题的特性常常是社会形态格式的表征,忧生意识是宋词的文学特质。本文试图从创作时代的社会特性出发,本依词人心灵世界的构建来追溯宋词忧生意识的种种表现,寻找文学创作的根由以及作品和作家价值所在,为宋词的欣赏和文学的创作提供思考的指标。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超越自恋,积极与现实世界对话——再谈女性自恋写作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形成热潮的女性自恋式写作,在当代中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女性书写者以背对男性与社会的姿态,自我封闭、自我抚摸、自诉心语。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与现实意义。但观念先行的倒置与创作视野的逼仄使得创作困境随即出现。因此,女性书写者必须加强自省意识,不断探索、积极创新。与现实积极对话,追求人类真理是女性写作走向新的广阔天地的必由之路。     

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

延安作家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农民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延安文艺整风前,作家们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显示出与根据地农民和农民化的士兵间的隔膜。延安文艺整风后,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新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开始大量进入延安作家的话语实践,并因之进一步改写了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乃是为了形成阶级—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事实上,只有当农民语言和民间语言在更大范围内被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场中,它们才能成为后期延安文学主导性意义构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