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市场的社会建构与行动者的逻辑：对上海电视剧市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广播电视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快速变迁,促使电视剧的制作、交易与播映等日趋市场化。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围绕电视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参与其中的制片公司、电视台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策略性地主导权力关系的运作。区别于以往“网络结构分析”与“政治文化分析”的市场社会学传统,本文引入了“行动者分析”的视角,将市场视为一种不同行动者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分析上海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实证资料,本文阐明了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及其身处的结构性制约,并对市场秩序的建构性与变动性特征进行了讨论。     

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

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体现为感情、关系、规范和机制等层面。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微观权力关系网，因此也被整合为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关系展开，行为准则是人情规范，这种人情取向的行动规律就是“乡土逻辑”。因此，“乡土逻辑”可以用来分析当前村庄秩序的变迁。     

空间的嬗变、私化与终结:以Z.鲍曼的后现代空间思想为中心

现代性的空间是理想化的空间，以空间纯净为原则，营造几何学式词物对应的格网。乌托邦贯穿了Z.鲍曼思想的路程，其非现实化品格、地域性和终极性集中代表了现代时空的特征。Z.鲍曼从权力关系入手分析自由，将社会视为金字塔层级，监狱则是时间和空间交锋的场所。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现代性由固态转入液态，地理终结后时间和速度成为权力的标志，空间则丧失了意义。全球化的同时加剧了地方化，政治失去了控制经济资本的能力，私域不断侵占公域，共同体被打破，多元文化主义开始建造新的隔离区。     

区域差异视野下的艾滋病社区防治经验——云南L县之个案研究

2003年之后，全国各艾滋病重度流行区域兴起了社区干预的高潮，各地干预的具体做法和社会后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云南省L县为个案，探讨地方性防治经验的体制成因与实践过程。本文试图说明，L县经验的成功之处在于防治重心的体制沉降恰好契合了本土的族群关系及信任文化，在此基础上，良善的医患关系实践最终将村医制度打造成了连接官方防治体制与本土道德世界的制度及文化桥梁。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青少年对父母亲职及亲子关系质量的认知：香港与上海的比较

本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香港和上海的青少年在父母控制，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方面是否存在着差异。香港（3，017名）和上海（3，022名）的中学生对以下几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父母行为控制、父母心理控制、透过中国文化本土观念评估的父母管教、父母对传统中国文化亲职信念的认同、亲子关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从数据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上海的父母，香港父母的行为控制较弱，就传统中国文化管教观念而言的管教较弱，对传统中国文化管教子女信念的认同较弱，但他们的心理控制较强；2）相对于上海的青少年，香港的青少年认为亲子关系质量较差，他们的心理健康较差，并不太愿意在放学后回家，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在一起。     

简析唐代“五姓女”的礼法传承及其对姻族的影响

有唐一代,"五姓女"在社会上声望颇高,唐代人也普遍热衷与其联姻,而这种状况又与"五姓女"多注重个人修养、保持礼法传承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也正由于此,"五姓女"婚后,在维系大姓姻族的传统风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通过联姻的途径,"五姓女"对社会上层中受礼法传统拘束较少的姻族也颇有影响,她们将礼乐之风带入这些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姻族接受礼法风尚,使其文化面貌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关东古代家庭结构面面观

从宗族、婚姻、人际关系等方面去考察,关东古代家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一是家、族、国为一体的宗族家庭;二是家庭婚姻的多维形态,即古代婚姻的多样性与近代婚姻的变异性;三是家庭中封建礼教的淡化与人伦关系的松弛.     

浅论图腾崇拜的特点及影响——兼论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演变

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古老而奇特的文化现象之一。它是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与氏族制度一起形成的,图腾是不同婚姻集团和氏族的标志。与其它原始宗教形式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对原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知识的普及以及人类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图腾崇拜逐渐走向消亡,并最终为祖先崇拜所取代。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民间性策略

与前后期文人世情小说不同,《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采取了一种民间性策略。作者取用神道立足于民间受众,神道设教中多关涉民间意义上的宗族伦理与儒家社会伦理,把民间祈福畏祸的文化心理作为扬善惩恶的教化落点,从而有效呼应了作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主旨。在世风浇漓、道德沦丧的晚明社会,这种文学救世的策略,无疑十分切实而有效。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成功之处。     

从《诗经》看周人的文化精神

周民族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农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形成了周人定居的农耕文化。作为周文化遗存的《诗经》,正是这一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这可以从《诗经》所流露出的农业生产的乡土情怀、宗族伦理与宗国感情、以文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基于现实的创作精神上清晰地见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农业文化的诗集,它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升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超出了诗的领域。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Faith,Flight and Foreign Policy: Effects of war and migration on Western Australian Bosnian Musli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exus between war, religion and migr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Bosnian Muslim humanitarian entrants to Western Australia. By utilising a three‐tiered model for assessing religiosity, the interviews reveal that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placed a greater emphasis on Islam during the Balkan conflict. The way in which individual religiosity was expressed upon resettlement in Western Australia was largely determined by pre‐migration religiosity and postmigration contact with other Muslims. In particular, migrants with a low level of Islamic knowledge tended to internalise the values and ideas of more conservative Muslims upon arriving in the receiver‐nation. Meanwhile, those with a well‐developed pre‐migration understanding of Islam tend to resist outside influence and continue their origin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conflicts at the state level frequently precipitate psychological crises of identity at the personal level; this in turn has an effect on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andscape of migrant receiving nations.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