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建制背景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现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一样越来越社会化,即处在有组织的社会建制体系之中.但与此同时,它仍然保留着相当多的"小科学"特征.所有这些建制化和非建制化的因素,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承认、奖励、资助、报酬等建制结构,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时,不能不考虑的抽象外部环境.     

中国科学社会学的演进:路径、特征与挑战

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长期在自然辩证法的旗帜下进行,学科的建制化在社会学以外发生。本文分析了这种发展路径形成的原因,探讨了这种路径的特征及其挑战。本文认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结构,以充分挖掘马克思的科学社会学思想,需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科学社会学的建制化,加强科学社会学的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     

关于科学文化建设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五个方面思考科学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本文认为,作为相对独立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科学的建制化过程密切关联,科学建制是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载体。科学文化从观念形态走向行为规范和制度范式,往往需要通过成功推进科学进步的新组织、新制度得以展现,并因此形成重要的示范效应。科学文化是人类现代精神的重要方面,推进科学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协同进化,是科学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不同的科学建制化路径对科学文化建设有不同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塑造,科学家推进知识进步的集体实践,政治家的制度设计与利用政治力量对合理制度的强力推动,对科学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对科学后发国家而言,政治家和管理者对科学的态度和认知,往往对科学文化建设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当代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概况

指出在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主要表现为中国科学史学正经历着＂再建制化＂,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迅速上升,与之相关的出版物日渐繁荣,在科学史学研究上呈现出主题多样性、主体集群化以及趋势综合性等新动向。     

科学·个体·学科——对现代心理学核心特征的批判性考察

自然科学模式、个体取向和个体主义、学科建制化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三大核心特征。自然科学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针对自然物的研究范式;个体取向对心理学而言是合理的,但个体主义则走入了极端;学科建制化意味着心理学的学院化和专门化,同时其产生出的科学共同体会非理性地维护心理学现状。各特征的产生背景、具体表现、实际影响和特征间的重叠互动构成了心理学的现状,同时也使得心理学在繁荣之余陷入了难以走出的误区。心理学未来应借助周边领域的力量以发展出与当代人文语境相契合的人文向度。     

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

造成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背景、科学建制化路径、科学家个人心理动机三个方面。中国杰出科学家过多地担任行政职务会对中国科学建制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造成中国科技人才资源的浪费、扰乱中国科学建制的运行机制、增加中国科学家角色失范的可能性以及阻碍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现等。     

高等教育视野中的学院科学研究

学院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化的学术活动,至少在高等教育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学院科学与高等教育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作为学术组织的高等教育系统为学院科学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组织环境;学院科学的精神气质反过来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学建制的类型及其伦理样态

科学的社会建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自从 17世纪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以来 ,到目前为止 ,人类有小科学和大科学这两种科学建制类型。由于科学建制的类型和结构不同 ,科学伦理也呈现了不同的样态。与小科学建制结构相应的是以科学家职业道德为核心的科学伦理样态 ,与大科学建制结构相应的是以伦理的社会建制为特点的科学伦理样态。大科学建制时代的我们 ,应关注科学伦理的社会建制化。     

三线建设时期中国集成电路事业建制化的历史考察——以原电子工业部第24研究所为中心

三线建设时期是中国集成电路事业建制化发展的开端。从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发展脉络发现,原电子工业部第24研究所（以下简称：24所）的兴起：培育了中国早期集成电路专业研究社群;培养了集成电路的专业科研人员、管理人才与生产人员;创办了国内最早的集成电路专业期刊;通过“开门办科研”,实现了成果转化。三线建设时期,24所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集成电路事业正式开启了其建制化历程,集成电路的研发成功和投产又代表了集成电路事业在我国完成了建制化。从建制化的动力机制看,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中央统筹”驱动模式特征,反映了国家战略调整对集成电路事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亦不能忽视以24所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人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是集成电路事业进步的坚实基础。     

台湾地区的科研机构及其发展状况

作为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标志,科研机构在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从1949年起,它先后经历了两个极富特色的发展阶段,呈现自身独立发展、与中国大陆互补共进的鲜明特点。对台湾地区科研机构的发展分析,应该关注坚持理性信仰、提倡合理竞争、实施科学方法的文化手段等问题。     

宁静致远 水滴石穿——从杰出科学家的管理说开去

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在近百年求索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初步实现了现代科学的本土化与建制化,但在对科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解认识和遵循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完善的空间。本文以杰出科学家管理策略为视角,以期为讨论我国基础研究短板及问题根源提供一些参考例证。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以城乡规划为例

美、英、德、日诸国的城乡规划立法对于公众参与程序均有详细的规定,信息公开、告知、听证、说明理由、公众参与计划诸建制化与非建制化程序安排贯穿于城乡规划的立项、编制、审议、批准、实施许可与修改全过程.反观我国有关城乡规划立法,公众参与之信息公开、听证程序基本停留在规划草案编制阶段,而其余阶段几乎未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我国法律关于城乡规划机关承担告知、说明理由义务的规定亦极为狭窄.借鉴上述诸国关于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程序的立法规定,希冀在检讨我国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立法规定之不足基础上对之进行重构.     

当代哲学与科学视域下意识科学化的致因分析

意识科学化是当代意识问题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其研究现状突出表现为物理学、人工智能和神经生物学等不同的研究取向的同时并存。意识科学化哲学上的深层致因表现为一些科学家对哲学的偏见和一些唯物主义意识理论自身存在着局限性,意识科学化科学上的深层致因表现为当代意识科学的建制化、学科交叉化和技术化。这些深层致园在多学科范式、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解决意识理论的论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学史学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史学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史学正经历着"再建制化"、其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迅速上升、科学史学出版物的日渐繁荣和科学史学研究上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同时,这一时期在中国科学史学自身和外部还存在诸多发展上的难题,如学科定位不尽合理、学科规范尚待加强、研究领域不够平衡、研究水平亟待提升等。这需要科学史学界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调整其学科定位,促进学科互动;跟踪国际前沿,拓展其研究领域;加强学科建设,规范其人才培养;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其社会认同。     

建设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学习温总理谈话精神的体会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我校来信来稿,体现了总理对地质事业和学校发展的高度重视,提出了新形势下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全面推进学校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总理<谈话>精神,对于我校努力完善以地球系统科学为主导的学科体系,努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加快创建地球科学领域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分权制衡”模式的不足及其完善——以哈贝马斯法的有效性理论为视角

分权制衡是宪法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模式,这一模式当今受到了法官造法和行政自我立法的挑战。新宪政论虽然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没有提出完善的具体路径。根据哈贝马斯的法有效性理论,有效的宪法是主体间商谈的结果,是建制化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与非建制化的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相互结合的结果。由此,各种需要规范的事实力量就通过完全分散的、主体间的交往共识转化为宪法规范的对象,即宪法有效性可引导国家权力运行模式的完善。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亚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论述了STS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与进程,指出STS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其宗旨是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进一步明确指出:STS不同于以往研究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把科学看做一种认知过程,把技术看做一种生产过程,同时还把科学技术看做一种社会过程,它们是一个相互结合的有机整体。在对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北亚国家STS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后,分析了STS研究的历史阶段性,并进一步提出了21世纪东北亚的STS研究应朝着区域化、建制化、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共识与影响:一项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相对于理工农医和人文社会科学,我国科学史的建制化发展分别晚了大约50年和20年.当前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已经基本完成,学科分支和研究方向不断拓宽,专业化正在逐步深入.通过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描述性统计、交叉分析、负二项回归等探究学术研究者对科学史认知的学科差异及其影响,从而侧面了解科学史在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地位和前景.研究发现:不同学科对于科学史的了解情况有着显著差异;认同科学史学科的重要性对其正式出版学术成果数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科学史学习情况和科学史了解程度与其科研产出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只有约20％的没有科学史学习经历的学术研究者认为科学史学科与自身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关系;科学史学习情况就算要在学术产出中发挥作用,过程可能也是长期的.科学史发展要影响到国内外以及不同学科,需要科学史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开阔的学科视野、多样的研究方法以及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产权制度创新——科学是如何职业化的

长期以来,对科学建制化的研究,人们关注的是以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承认"为主要特征的产权制度,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使科学知识生产纳入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体系之中的产权制度,由此为科学研究提供更稳定的支持和更持久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为什么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科学的职业化,进而探讨了在19世纪至20世纪相继出现的三种主要的替代机制,揭示了隐含在这些机制背后的产权制度创新。本文认为,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和产权制度创新,科学的职业化才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实现,并带来了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导致了研究型大学、工业实验室的出现。认识到与这些机制相关联的产权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正是这些产权制度创新奠定了科学职业化的基础,极大地释放了科学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