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刍议

章学诚认为文集的价值在于"与史相辅"、补史之不逮,如此便形成了一种"纳文入史"的文史观念,强调文集的史学意义。首先,他以"六经皆史"的史学观为基础,完成了"纳文入史"观的理论构建,其中"文体"是他把文集纳入"道—六经—战国之文"这一史学体系的关键。其次,《文选》兼览八代、汇聚各体又各以类分的编排体例,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方法相契合,这也成为后世文集与章学诚县志文征编纂的范例。对"《文选》之体"的借鉴,是章学诚"纳文入史"观得以实际运用的关键一环。     

批评诸学,熔铸百家——论吕坤的“学以自得为宗”思想

古往今来,凡是在学术上有创见的人物,往往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求真求实的态度和熔铸百家的精神,明代思想家吕坤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他治学不株守前人门户,公然宣布:“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谈道》,《呻吟语》卷一)“我只是我”突出了吕坤的个性特点,也是他治学独立性的宣言。 在学术上要有独创性,必须坚持“自得”,并敢于打破传统和不迷信权威,吕坤反对为学“蹑着人家脚跟走”(《问学》,《呻吟语》卷二),甚至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各人路”(《品藻》,《呻吟语》卷四),他批评一些学者“循弊规若时王之制,守时套若先圣之经”(《修身》,《呻吟语》卷二)的守旧抱残的行为,高唱“宇宙内几椿大事学者要挺身独任,让不得人,亦与人计行止不得”(《修身》,《呻吟语》卷二)。     

海瑞的“清廉为政”之道

海瑞生于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公元1587年)。原籍广东番禺县,后因“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海瑞集》《海忠介公行状》,以下用语引自本集者只注篇名),回族。四岁丧父,其母谢氏在“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同时,又为他“口授孝经、(大)学、(中)庸诸书”(《海忠介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及长,又选择“年高深邃”的严师,为之教读。这种艰苦的家庭生活与从小开始的严格教育,对海瑞思想的早熟及其对于时势的关心影响极大。     

吕柟“受教于三原马江”辨

明儒吕楠,是关中明代的理学大师,《明儒学案》卷八、《明史》卷二八二等有传。论者以为,他是张载以后的集关学之大成者。因此,弄清他的师承关系是关学研究中的必要环节。陈俊民先生在《关学序说》(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一文中说:“吕楠,曾既是薛瑄再传渭南薛敬之的门生,同时又受教于三原马江、本邑周尚礼门下。”陈先生没有注出这些史实的来源。从吕楠所修《高陵县志》中,可以得知周尚礼是他     

李伯元论

李伯元(一八六七——一九○六)名宝嘉,伯元是他的号,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因累举不第,后去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初办《指南报》,又办《游戏报》,上海之有小报是从他开始的。以后小报纷纷出现,但很少能赶上他所办的。不久他又将《游戏报》出售,别创《繁华报》。继而接受商务印书馆的聘请,任《绣像小说》编辑。 光绪辛丑(一九○一年),清廷开特科,征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想借此缓和一下国     

西方经济史名著中译本序言二篇

一、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村史》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今天在西方史学界已被公认为一部古典名著。著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是法国当代负有国际盛誉的历史学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36)、巴黎大学(1937—40)、蒙彼利埃大学(1941—42)等校教授,著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史》(二卷,1939—40,英译本,1961)、《史学罪言》和《史学论文集》(二卷,1963)等书。他于1929年与同事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法国历史学家卢契     

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费密承其家学,毕生研究经、史,著有《弘道书》、《尚书说》、《史记补笺》等。晚年定居泰州,与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钱谦益等往来,“纵横经史”,学问圈内的人皆“推服其经术文章”。然而他的著述大部分“湮晦罕传”,终致“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诚为可惜。 费密生活于明末清初,其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学已江河日下,成为思想界众矢之的。王夫之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批判、改造了理学诸多范畴和命题,建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终结了理学;黄宗羲等人侧重政治问题,痛斥了理学所维护、所美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等人则以宏扬汉学、倡导训诂考据,来否定理学“发明义理”的治经路数,挽救理学“空谈义理”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费密推崇汉学与顾炎武接近,然他的特色在于集中全力攻击理学的所谓“道统”论。     

柳诒徵“以礼释史”的学术思想探源

关于“礼”与“史”的关系,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熊十力在评价柳诒徵的史学著作《国史要义》时,指出了柳诒徵“言史一本于礼”的特点。柳诒徵还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以及刊发在《学衡》杂志上的10余篇文章中,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他力图揭示中国史学与经学互为贯通、儒学即史学的文化特征。柳诒徵“以礼释史”思想背后的五个学术理论就在于他认为：一切学术皆从史出,礼由史掌,史官秉笔直书之法受到了礼经根深蒂固的影响,礼经之精义贯穿于史之所载的典籍文献,以及史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在于弘扬“礼”。     

略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是万历年间公安派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理论主张,四百年来,人们对这一理论主张品评各异,褒贬不一。然而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闪光的价值,对今人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袁小修曾说:“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诗人之脉所以相禅于无穷者也。”(袁小修《珂雪斋文集》二)小修所论,是文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明初,三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四部”与“四库”

“四部”之称,创始于魏晋人苟勗的《中经簿》,把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类)。至东晋人李充的《四部书目》,则定甲、乙、丙、丁四部的标目为经、史、子、集。此后,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便成为书籍分类法(四分法)的惯称和中国古籍的通称,相沿至今。《四部丛刊》(商务书馆版)和《四部备要》(中华书局版)均是以“四部”命名、辑印的中国古籍的大型丛书。 “四库”之称,初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唐玄宗时将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籍分“四库”(经库、史库、子库、集库)聚藏于两都(长安、洛阳)。“四库”实指宫廷收     

《金瓶梅》的时代性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金瓶梅词话》最早是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刻本,《金瓶梅》是人们习惯的简称。作者将书中三位妇女的名字(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各取一字订为书名。崇祯时代又有《新刻绣像金瓶梅》出现,研究者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定本。据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代隆庆二年至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之间。     

朱熹与宋代刻书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理学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书。大量材料表明,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版本学家。     

《书博鸡者事》浅析

这篇文章选自高启的文集《凫藻集》。高启(公元1336——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邱子,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元朝末年,张士诚据苏州,高启挈家依妇翁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邱,授徒自给,歌咏自适。明朝洪武初年,高启被     

《吴江岸》非东坡所作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此首《吴江岸》自明成化刊《东坡七集·续集》以来,皆载入东坡诗集,实际非东坡所作也。因此诗最早见载于《苏学士文集》。而苏舜钦长于东坡29岁,其卒后四年,即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亲自整理编定《苏学士文集》十卷,明载此诗,而此时,东坡亦不过十五岁左右。又南宋吴兴施元之于乾道八年(1171)三衢本《苏学士文集》十五卷,亦明载此诗,而其后与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则不载。又考舜钦行实、诗文,与此诗契合,其遭遇进奏院冤狱革职为民索居吴中,而吴江岸为其经常晓游之地,其诗作中多有描述吴江岸者,与此诗,无论就内容、语言     

李贽对儒家反动教育思想的批判

李贽(公元一五二七——一六○二年)号卓吾,原姓林,名载贽,福建泉州人。中年时代曾做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知府等小官。后来由于目睹封建官场的卑污黑暗,五十四岁时便以“不受管束之故”辞官不干,在湖北黄安、麻城等地从事著述和讲学,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许多著作,矛头直指孔孟之道,被明朝反动统治者视为“非圣无法”,“异端之尤”,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神宗万历实录》)的罪名,关进牢狱,迫害致死。     

雅正通奇：李衍柱先生和他的五卷文集《林涛海韵丛话》

作为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李衍柱先生系统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范畴史,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典型领域的创见,同时还梳理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引进和探索典型理论的渐进轨迹,收集在《林涛海韵丛话》文集第一卷的《文学典型论》,是这一成就的突出代表.他崇拜真理而又崇尚学术自由,及时提出当代中国文艺界急需应对的一个问题：当代文艺需要理想吗？文集第二卷《文学理想与文学活动》提出了应对方略：理想是人生的希望之光、智慧之光、艺术之光,故当代文艺必须扬起理想的风帆,从经典的高度而击赏当代生活的最前沿风景.他在文艺思想上从不保守僵化,而是以始终如一的好奇心去加以应对,文集第三卷《重读与阐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第四卷《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和第五卷《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都记录下这种以雅正思想去吸纳新奇现象的轨迹.在开放时代的多元选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可以称为雅正;而同时又善于吸纳新潮思想观念,把握新异现象,可以称为通奇.雅正通奇代表了他的文艺思想的总的风格或总的气象.     

说“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救斗者不搏撠”之“撠”,今人训诂约有四解: 1、如“戟”的“繁文”,即古代兵器。(陈直《史记新证》122页) 2、剌。(《辞海》修订本)又,击剌。(《辞源》修订本) 3、弯起胳膊去拉住东西。(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文选《孙膑》注) 4、以手指叉人。(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江西人民出版社,82年)诸家之说虽异,其源盖本于唐司马贞、清段玉裁二人的训诂。     

沈约籍贯考

沈约(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活动于南朝宋、齐、梁间,著有《晋书》一百二十卷、《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梁纪》十四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四声谱》等,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传世明刻本《沈隐侯集》十六卷,《沈休文集》四卷,辑沈约诗文四百余篇,《四库全书》均未著录,不失为研究沈约之重要资料,但系后人辑录,非原集面貌;现存比较完整的只有《宋书》一百卷(亦有缺佚),为史家所重视,明万历间刻印的南监本二十一史、北监本二十一史,崇祯间毛晋汲古阁刻印的十七史,清乾隆间武英殿刻印的二十四史,都包括《宋书》在内,近年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组重新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流传则日渐广泛.     

曾国藩与理学、经世之学略论

曾国藩以理学信徒自我标榜,宣称“一宗宋儒”(《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御制碑文》: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但他又同时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李元度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曾文正公行状》,《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对于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今人论及较多,对其经世思想则谈得甚少。有的同志更断然否认曾国藩与经世致用之学的联系,否认他有经世思想的存在,说曾国藩“成年累月研究的是天理、人性、三纲五常、‘主静’、‘静坐’、格物致知”(董蔡时《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