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

清代以来的云南是一个瘟疫高发区,乾隆末年集中爆发,嘉庆朝至光绪朝为流行的高峰期．流行地域遍及三迤。流行瘟疫的种类有动物间瘟疫和人间瘟疫,人间瘟疫以腺鼠疫和瘴气最为严重,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时人认为,云南寒暑不分、地气宣泄不畅、民智落后和地震是瘟疫爆发的原因,而战乱、人口的增殖和流动速度加快、公共卫生建设落后和民众卫生观念缺失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和危害。云南官民面对瘟疫流行,往往建坛打醮,求神祈祷。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改善公共卫生,而民国元年云南颁布的《防疫章程》,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人与瘟疫

人们说,历史是面镜子。在历史面前,在我们回顾人与瘟疫较量的悲壮中,这面镜子映照出的不仅是瘟疫的肆虐和残酷,更多的是人类的坚韧,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瘟疫的袭击。为此,人类付出过惨痛的代价,饱尝过瘟疫的肆虐和煎熬。但是,每次袭击过后,留给人类的是发现、经验和坚韧不拔的斗志,是生命的美丽。正因如此,人类才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将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能取得一次一次的胜利,不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有了这样客观的认识,人们才不会恐惧、逃避和惊慌失措。随着科技、现代医学的发展以及人类斗争经验的积累,瘟疫不再可能那么猖獗,那么肆无忌惮。人类战胜瘟疫的能力越来越强。     

宋元道书所见瘟疫醮考源

瘟疫醮,又称"禳瘟疫醮"、"断瘟疫醮",乃系道门中人专为祛除或预防疠疫而举行的醮事科仪,其宗旨是为地方民众驱逐瘟疫、祈求平安。宋元时期道教文献中收录了古代民间瘟疫醮之翔实史料,其中包括瘟疫醮的起源、流程、神位、法信及疏文等诸多内容。这批珍贵的教内资料完整地记录了诸多道派对瘟疫醮的形式、流程及内涵的宗教理解和操作实践。道教文献中所见的瘟疫醮始于晚唐,宋元时已告成熟,其核心内容包括净坛、卫灵、请神、三献、送神、散坛等环节;其召请的神祇不仅有天地、山川等自然神,而且将年月、日时等时间概念神格化;仪式陈设的法信物品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日渐丰厚和彰显个性。此外,宋元道书中收录的各类瘟疫醮疏文则体现出了不同道派处置瘟疫祅鬼时的两种态度:礼敬和瘟、强制驱逐。     

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

瘟疫与人类关系密切,不仅影响社会进程还影响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状态。瘟疫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不少世界名著都以瘟疫为背景,或者直接表现瘟疫。中世纪的瘟疫促进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出现,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以瘟疫为背景的名著,突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倾向和宗教改革的必然。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表现世界,英国作家狄福的《大疫年纪事》则突出表达了这一倾向。法国作家吉奥诺的《屋顶上的骑兵》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将瘟疫与爱情同置,爱情故事在瘟疫的映衬下显得光彩夺目。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鼠疫》中,瘟疫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面对瘟疫的不同选择突出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观。     

近600年来我国的旱灾与瘟疫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气象资料、报表和地方志的统计结果 ,15— 19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5次 ,总历时 4 9年 ,其中 14次有瘟疫伴生。北方旱灾 14次 ,13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7次 ,均有瘟疫伴生 ,有 6次南北同旱。 2 0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8次 ,其中 ,北方旱灾 17次 ,两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11次 ,1次有瘟疫伴生。 2 0世纪的灾害发生率是前 5 0 0年的 6倍。该文指出 ,这是由于在全球工业化过程中 ,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产生了温室效应 ,使气候变暖、降水减少、持续冬暖所致。因此 ,该文建议加快实施西部开发 ,治理环境 ,实施节水、调水工程 ,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以缓解南北旱灾和瘟疫的发生     

张谦宜瘟疫书写与山东康熙癸未、甲申灾疫

文学史上,有关灾异的书写不绝如缕,但关于瘟疫的书写则较为罕见。康熙甲申山东诸多州县暴发瘟疫,此次瘟疫是前一年,即康熙癸未大灾的延伸。这两年齐鲁大地因连遭天灾、瘟疫,饿殍满地,一片焦土,史书、方志对此多有记载。这两年的灾异,在山左文士的诗文集中多有记录,却鲜有关于瘟疫的书写。胶州文士张谦宜《絸斋诗集》中存有一定数量的关于康熙甲申瘟疫的诗篇,似为仅有的有关这次瘟疫的诗歌书写。张谦宜的瘟疫书写,在社会层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瘟疫给胶东大地带来的无尽伤害;在心理层面,又深刻形象地揭示了瘟疫给胶东民众带来的严重创伤。诚然,张谦宜的瘟疫书写限于胶州一地,但从这一地的书写中能够蠡测当时齐鲁大地瘟疫横行的惨状,不仅是直观的灾难损失,还有持久的精神苦痛。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原因与社会救助研究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给潮汕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此次瘟疫流行是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和防治,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民众的防疫意识。     

历史学语境中的瘟疫

步入21世纪之后,鼠疫、流感等瘟疫时常在人类之间爆发。事实上,它们在历史上早已存在。那么,历史长河之中的它们表现怎样,从这种对瘟疫的历史考察中又可以得出怎样的启示。笔者力图就上述问题做一浅显解释,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两汉瘟疫分类的思考

两汉瘟疫发生相当频繁,整个汉代就是一个瘟疫期。限于当时科技和医疗条件,一旦发生瘟疫,很难防控。不仅染疾大量病逝,健康者也极易造成心理恐慌。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现状,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两汉瘟疫做一下重新的分类,以方便学者更好的研究两汉瘟疫。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聊斋志异》灾荒瘟疫描写的印度渊源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对危害人类的灾荒与瘟疫,显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蒲松龄写二牛相斗,为水灾象征和预兆,是李冰故事的一个变型或日简化,受印度牛崇拜影响。牛瘟描写,显示了蒲松龄博济众生的同情心。疫鬼认识,还与古代中医学的诊断术有关。疫鬼貌丑,体现了人的恐惧和厌恶。佛经描写瘟疫由外而来的思想,对于中国瘟疫天降、瘟神传播的思路是有启发的。印度早灾来自人世冤狱的信奉,对中国故事的伦理性质,以及人间善恶影响灾害、瘟疫使者的思路．也有促进。瘟疫及疗救方法,也启《聊斋志异》之先。     

下一次瘟疫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瘟疫将在何时或者何地发生,或者下一次瘟疫将来自大自然的攻击还是生物恐怖主义的攻击。 可是,下一次瘟疫即将发生。 下一次瘟疫或许来自一种新发现的致病因子,或者来自一种自然突变,这种突变产生一种旧微生物的新变种。下一次瘟疫甚至可能是从某个实验室逃逸出来的。或者,下一次瘟疫可能由某种微生物引起,这种微生物在变得能抵抗标准抗生素后,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开来。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瘟疫书写的终极关怀——以南非英语小说《瘟疫之墙》为中心

南非作家安德烈·布林克的小说《瘟疫之墙》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作品从欧洲瘟疫书写传统中汲取灵感,批判了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小说以瘟疫为寓言,通过探讨中世纪时期人类面对黑死病的种种行为,映照出当时南非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作者试图借助人们面对"瘟疫"所产生的共同痛苦和创伤,在南非社会塑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以期对即将到来的民族和解有所裨益。白人作家力图通过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黑色书写"为受压迫的黑人群体发声,从而消弭长期以来的偏见和歧视,而这种对共同体的认同及守望相助的信任在全球大流行病肆虐的今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

岭南古代瘟疫流行主要集中在清代,尤其是光绪、宣统年间;疫情主要分布在岭南西南部以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地区,疫情数量呈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情以鼠疫、霍乱为主。上述特点是在乾嘉以后岭南人口骤增、兵乱、经济结构变化、沿海对外交往频繁等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4～6世纪我国北方疫灾发生规律的基本特点

公元4~6世纪北方地区发生了14次瘟疫和7次畜疫灾害,瘟疫的发生主要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地区;畜疫的发生主要在今山西、河北、甘肃、苏北地区。疫灾的发生具有稀少性、严重性、地区性、群发性和大部分由战争引发等特点。总结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方地区疫灾基本情况与特点,有助于为现代北方疫灾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与基督教的兴起

古罗马帝国中后期, 频繁爆发的瘟疫使业已危机丛生的社会局面更加动荡, 而传统宗教——异教无以应对, 于是社会出现了普遍的信仰危机。根据早期教会史家的记载, 基督教徒在这个危机的时期, 大力宣扬超越利己的教义, 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救助行动。因此, 基督教的影响迅速扩大, 皈依者迅速增多, 形成了对异教的强大挑战。从这种意义上说, 帝国中后期的瘟疫为基督教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加快了它战胜异教的进程, 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欧洲社会甚至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     

近代早期西欧的瘟疫与穷人——兼论近代转型时期西欧社会群际心理与行为变化

近代早期西欧瘟疫阴影下的群际心理与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作为瘟疫的直接受害者与平息神怒的"中介者",穷人为社会同情与关爱;但作为瘟疫的"祸首",它又成为社会排斥和政府打击的对象;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使其成为社会救助的对象。西欧社会对穷人的矛盾心理正是近代社会转型期间西欧复杂现实在心理观念上的折射。     

无声胜有声——《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事技巧

文章基于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述技巧。《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关于大流感的直接叙述寥寥无几,表面上大流感的叙事声音近乎为零,但波特通过对叙事视角、顺序和时距的巧妙运用使文本处处潜藏着对大流感的讲述。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瘟疫叙事技巧不仅能够彰显波特叙事手法精湛,真实展现大流感给人民带来的生理、心理双重痛苦打击,而且也能够给予后疫情时代下的当代读者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