蕺山思想的定位之争——由编订《刘子节要》的争议展开

恽日初与黄宗羲围绕《刘子节要》的编纂之争,是蕺山学派割裂的重大事件之一.具体来说,黄宗羲认为恽日初在撰写《刘子节要》时所选文字不当,缺失"诚意新论"的重要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先师论"意"的本来面目,忽略了蕺山学中"独体"和"意根"、"慎独"和"诚意"相连的趋向,故而不能真正明晰先师学说的特点和精髓.恽日初受朱学影响较深,倾向于以"总周程而折中朱王"来定位蕺山之学;黄宗羲则更重王学,认为蕺山之学的核心在修正和恢复王学的真面目:因此,黄恽之争的实质就表现为蕺山思想的定位问题.     

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承继及其师门护持之功

学界论及黄宗羲,却极少提到其老师刘宗周,事实上黄宗羲对蕺山学有着多方面的承继。黄宗羲是《刘子全书》编刊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又承续老师未竟之事业,完成了《孟子师说》与《明儒学案》的编撰;《明夷待访录》等著述以及甬上讲学等活动也有着老师的影响。刘宗周死后,黄宗羲不遗余力护持师门,为了维护蕺山学宗旨,与其他同门多有论辩。他光大师门的努力也得到了诸多认可,将其与孔门之曾子、朱门之黄幹相提并论。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论蕺山之学的定性与定位

本文在系统研究蕺山思想的基础上,对已往论者关于蕺山之学定性与定位的见解提出了质疑。认为：（1）蕺山论气有形上之气与形下之气之分。形上“生生之气”主宰形下氤氲之气,是贯通天人的生命本体。蕺山哲学既非唯物主义气一元论,也非心气二无论,而是心一元论。（2）蕺山既非“反理学”思想家,又非囫于理学“旧套”的俗儒。蕺山是理论上追求超越创新,价值取向上却属于正统的理学家。（3）蕺山之学以“证人”为宗,其理论面向的问题是力矫王学末流之失,在心学旧基上重建道德理性大厦。故其学脉属于王学内部的批判修正,而非心学之外“另开一路”。（4）蕺山的自杀具有“道德涅”的意义。从纯道德的尺度看,其一生学问行履可谓无愧理学人格期待的醇儒;从历史维度看,其恪守的道德理想主义则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的背反。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的学风概括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禅化和异端化.但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收人物并非全部都能归入此类学风,甚至有些思想家是以反对狂禅学风著称的,方学渐即为其中典型.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其实蕴涵着黄宗羲深刻的哲学洞见.通过将方学渐心学置于中晚明阳明学核心问题中考察其思...     

论蕺山学派思想的若干问题

探讨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潮,有一个学派是不能忽视的,它就是蕺山学派。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宗周、黄宗羲和陈确。虽然同属于一个学派,但他们在思想上的侧重面并不相同,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     

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书很多,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东林学案》、《明夷待访录》等。其中,《明夷待访录》是当时整个启蒙思想界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富有成就的代表作。它一方面从思想上总结了明亡的教训,以“为人之所不为”的勇气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又从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     

闽学略论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在宋代有一定发展,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颇为繁荣。据明清之际黄宗羲等编著的《宋元学案》所载,宋代的不同学派就有近一百个。这些不同学派,或彼此唱和,或互相攻讦,或同门师承,或异调争辩,呈现出错综复杂而又绚烂多采的图景。在这些学派中,以北宋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张载的关学和南宋福建朱熹的闽学为最有影响,被称为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它们代表了宋代三百多年的学术水平,并有深远的影响。在这四大学派中,除了张载的关学注意对天文、地理、医药等自然知识的研究,从而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外,其余三派则是以讲究性理为特征的理学唯心主义。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命题是由周敦颐首先提出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     

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

明清之际的学术界,经历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大动荡。本文选取活跃在当时学术舞台上的蕺山南学和夏峰北学这两个重要学派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蕺山和夏峰两学派间的两世交流及其作用。作者认为,明末清初的学术交流,实可谓互为影响,相得益彰。明清之际的学术界,有两个很重要...     

《宋元学案》视域下湖湘学派的源流及其诠释——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为中心

《宋元学案》编纂者梳理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源流,厘清了胡安国作为二程私淑弟子及孙复再传弟子的师承关系及其理学与春秋学的渊源。黄宗羲基于儒佛根本理论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天理的观点,批评了胡寅基于表面现象的佛教批判,又从性、心、工夫3个方面反驳了朱熹对《知言》的批判,指出胡宏的性无善恶说是指作为本体的善性,避免了将善恶混在的气质之性混入义理之性中,胡宏以心属已发的观点出自程颐早年的未定之说,胡宏察识本心发出的端倪而后容易下涵养工夫的观点与程颢的识仁说一致。编纂者基于心学立场推崇张栻较朱熹更早重视涵养工夫,批评其向外穷理的“集义”说,又肯定了湖湘学派以察识日常生活中本心流行的端倪作为体认仁体之方法的宗旨。     

论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以朱之瑜、陈确、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本着实学教育思想,揭露八股的危害与理学的弊端,倡导实行实理、经国济世之学,在当时乃至以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刘宗周的教育思想

明后期,在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方面作出较大成就的当推刘宗周.刘宗周"上承濂洛,下贯朱王",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而且综合众家之长,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蕺山学派.他关于教育方面的许多论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攀龙与刘宗周的交游以及思想异同论析

在晚明高攀龙与刘宗周并称大儒,二人之间有着十多年的交游。高攀龙也是刘宗周最为重要的友人,前者在人格与学术两方面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二人的思想却是同中有异,其中主要关涉到朱王之辨与儒释之辨两大问题。具体讨论高、刘二人的交游经历与思想异同,可以更好地梳理东林与蕺山两大学派的关系,从而深化学术史的研究。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论朱子学视域下元儒许衡的孟子研究

许衡是元代北方学者,位至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中书左丞,开创鲁斋学派,被奉为元代理学宗师。德安之战后,许衡自姚枢处获睹程朱著述,得以研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诸书,并"一以朱子之言为师",实现了其平生治学的四书学转向。许衡一生受到孟子学的很大影响,在孟子学理论上也有所创获。从态度上讲,许衡曾明确表示"愿学孟子",以为孟子仁义之学"不可须臾离也";在孟子学的核心观点如人性论、夷夏观、君臣观等方面,颇有可观之处;许衡一生之出处进退与政治思想,亦受到孟子学的重要影响。从许衡之孟子学,还可以看出元代理学和会朱陆、开启明代心学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