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后日俘处理问题

1945年10月25日,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的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台湾光复后,岛上作为日本殖民统治重要暴力工具的近17万日军成了俘虏。众多日俘的处理直接关系着台湾接收与重建工作的成败,台湾行政当局为此展开了日俘的集中与管理、利用日俘从事复旧工作并对其实施精神教育、日俘的遣返一系列复杂而颇有成效的工作。截至1946年4月,日俘全部被遣返回国。光复后台湾日俘的处理虽然并不完全尽如人意,但其成绩是显著的。     

抗战胜利后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及其流向

抗战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制定和实施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政策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任务。国民政府不仅对遣返日侨所带财物数量、遣返日侨财物的接受和管理等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如何落实这些处置办法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从遣返日侨财产的流向来看,除了将战争期间在华日侨非法侵占的财产发还原主外,大部分遣返日侨财产均由中国当局接收机关直接拍卖或分配使用。此外,也有一些遣返日侨的财产被业主私自处理,有的甚至被不法之徒所抢夺或窃取。     

履行国际人道主义的重大尝试--战后中国政府处理日俘问题述论

抗战胜利后,对百余万日俘的处理是一个事关国际人道主义的重大问题。中国政府本着“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原则,遵循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对日俘采取了一系列善待措施,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日俘遣返工作。尽管在日俘处理过程中,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试图将日俘处理纳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总体战略,但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和努力下,日俘处理的客观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它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大的胸怀,展现了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国际人道主义事务的能力,而且对促使日本方面反省侵华罪行,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有力地弘扬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留日法政学生与近代法学体系的构建

清朝末年,留学热潮盛况空前,特别是留学日本更是达到顶峰。而其中又以习法政者居多。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展开,这部分留日法政学生也随之回国,并参与其中。他们中许多被委以重任,在法制改革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以往学界对他们在立宪,以及司法改革等领域研究颇多,而对于其在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构建方面较少涉猎。文章探讨了这一内容。     

以戏剧为方法:身份的重建与呈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日本人以"圣战"、"大东亚共荣圈"等名义,向中国输送了大批移民和军人。日本投降后,约300万日侨日俘从中国回到日本。[1]在后方看似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何使日俘的内心从恐惧猜疑转变为信任感激,并为和平作出贡献,成为中国军民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戏剧/表演不仅仅是一种隐喻,也包括对于人类情绪的重建与整合,戏剧思维和戏剧功能对身份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湘潭三杨”之杨庄文学与思想探析

在近代湘籍名人中,杨庄是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位女性作家与实业家。她曾经被王闿运呼为"才女",也与哥哥杨度、弟弟杨钧一同被称为"湘潭三杨"。杨庄不惟其诗词文创作各具特色,其人生经历也卓异于寻常闺秀。她早年求学于王闿运门下,致力于诗文写作,后随杨度一同远赴日本学习织作,回国后开办"女子工艺厂"以求自立,实业失败后,晚年皈依佛门。无论其黾勉求索的人生历程、重在思辨的文学创作、投身女子实业的创举、抑或由性灵到法味的思想转变,杨庄的一生均可视为晚清女性在中西、新旧夹缝之间的生命实践之代表。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教授之《明季党社考》评介

日本学者小野和子教授之《明季党社考》评介张正明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小野和子教授新著《明季党社考》（日文版，同朋舍１９９６年版）的出版，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界的重视。小野和子女士原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１９９５年退休后被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聘为...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身有所寄,心有所托"——战后上海待遣日侨的集中管理

战后上海日侨的集中、管理和遣返,是国民政府遣侨工作的典型个案.第三方面军上海日侨管理处对集中区内的待遣日侨,实行保甲制与自治相结合的组织化管理模式,对相关人员采取形式多样、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活动,以期达到"身有所寄,心有所托"之目标,这一过程体现了对于日侨生活集中管理与改造的科学化、人性化、时效性和有效性等特征.     

从高山案看我国境外追逃的法律问题——兼与赖昌星案比较

虽然在加拿大经历了漫长的"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但是高山最终是被"劝返"回国的。高山案和赖昌星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出逃时的身份、在加拿大的诉讼程序以及回国的方式都不相同。从高山案反思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可以看到高山回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反映出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正日趋完善,但仍需要进一步开拓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领域。     

从交往角度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所导的军队经过艰苦卓决的战斗逐渐地俘虏了一批日本士兵。在日俘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交往,互相了解,从而成功地教育和改造了不少日俘。改造后的日虏成立了反战组织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康熙皇帝宽大俄俘

中俄雅克萨之战,清军俘虏了一些俄军的官兵。康熙皇帝对这些战俘采取了宽大政策。上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罗刹虽与我对垒,但我兵攻雅克萨城从未诛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罗刹亦听其就医,使还彼国传布德意。”为传布德意,将被俘的俄国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释回。托尔布津“感戴不已,涕零而返。”但去后,贼心不死,重返雅克萨城与清军为敌,二攻雅克萨时,被我击重伤而后死。余俘凡愿意归者,“并其器物,悉与遣返”,并发给衣食。     

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以“漂流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因为披难而经中国遣返的日本漂流民对清朝的热心救助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与见闻更是"锁国"时期日本的重要海外情报,甚至影响了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根据日本当地儒者与漂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笔谈的记录,这些儒者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怀有一种既尊崇又鄙夷的矛盾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江户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江户时代日本自身身份界定和本国意识的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近代以前“日本哲学”的有无之辨——以明治至昭和前期的代表性言论为线索

日本学界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过"日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在日本学者间也存在着相关的论述。从明治初期至昭和前期的日本学界,关于"日本哲学"出现了以不同研究对象而阐述的论著,然而基于同样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的"日本哲学史"却一直没有诞生。关于"日本哲学"之有无,明治初期至中期的学者,通过论及"中国哲学"而使"日本哲学"的存在似乎不言自明。这期间虽然出现了"日本无哲学"的指涉,但学界并不进行其"有无"问题的反思。而在明治后期至昭和初期,一些学者则直接以近代以前日本存在"哲学"为前提,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史"。然而,由于学者各自考察的对象不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关于"日本哲学史"的论著。这是因为,近代以前的日本,作为"日本哲学"的经典文献究竟有哪些并不明确,无论企图切割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强调日本,还是在中国影响的语境中阐述所谓的"日本哲学",作为"日本的"独自性都难以成立。正是在这种"二难"的困境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学界基本上把明治以前的传统文献作为"日本思想史"进行研究,把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著以及采用西方哲学方法撰写的哲学著作,作为"日本哲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迄今为...     

成功开垦的“处女地”──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评介

成功开垦的“处女地”──汪之成的《上海俄侨史》评介崔志鹰长期以来，有关外侨史学的研究在我国一直属薄弱环节。特别是关于旅华俄国侨民的研究，由于不少俄侨是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亡来华，对之研究涉及意识形态等原因而被我国学者视为畏途。在国外，有关俄侨研究的论著...     

“道统”的自立愿望与朱子学在日本的际遇

朱子学东传日本后,先后卷入“神儒习合”、“神儒分离”和“神道自立”等思想旋涡中。其被利用、被排挤和被摒弃的角色变换轨迹,凸显了江户日本学界的“道统”自立愿望和“去中国化”焦虑。该过程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规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的朱子学解读。了解这一脉络,对于准确把握朱子学的日本命运,抓取当代表象后面的本质属性,或有裨益。     

缘何是法律方法——基于中国正名观的认识

从中国的正名观来看,"名"有区分与规范的作用。学界对法律适用方法的正名,可使该方法的研究与其他法学问题的研究相区分,以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并可借此累积形成与之相符的稳定的学术规范。正名之时,应遵循如下三条原则:平顺易呼;中文的直观语义与西文的本意最为相近;在目前学界被最多数人所使用。以此为标准,中国宜采用法律方法这一名称。     

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日本汉诗研究几乎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经由王朝时代、五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明治维新以后,尽管日本汉诗不可抑制地走向衰微,日本汉诗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如果说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播至东瀛的产物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彼此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至若展望今后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趋向,则应致力于全方位推进、深层次观照和多维度探讨。     

美国政府对中国滞美学人政策演变探析(1948—1955)

新中国成立前后,数千名中国学人被迫滞留在美国,形成滞美学人群体。针对这一群体,美国政府不同机构根据中美关系发展的形势,在不同阶段制定和实施了多项政策。中国抗美援朝前,中美关系尚未“尘埃落定”,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为宣扬美式“民主”和“人道主义”,通过中国学生紧急援助项目对滞美学人进行资助,并鼓励其回国。中国抗美援朝后,美国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纷纷阻挠、刁难并最终禁止自然科学类学人回国,同时国会也出台一系列移民法和难民法,旨在变更滞美学人政治身份。日内瓦会议前后,中美关系暂时缓和,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转而将滞美学人作为谈判筹码,胁迫新中国交换被其依法扣留的美国人。1948—1955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滞美学人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亦折射出美国对华教育活动的政治化倾向和美式“人道主义”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