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肇因与治理

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已经初现端倪,对之进行有效治理也已经迫在眉睫。就其肇因而言,全党性的民主习惯、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尚未完全养成,发展党内民主的整体能力建设滞后,党内民主的理论建设与创新力度不足,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化水平提升缓慢等,都对党内民主发展的内卷化倾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治理党内民主发展中的内卷化倾向,应采取的基本路向包括:设立全党性的党内民主发展协调统领机构,制定党内民主发展的总体规划,营造党内民主发展的环境氛围,规范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探索,从根本性制度层面推进党内民主制度体系建设。     

“内卷化”理论研究综述

内卷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德、戈登威泽到格尔茨,是内卷化理论从滥觞走向系统的生长期。此时,内卷化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从杜赞奇到黄宗智,是内卷化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此时期,其主要理论视点已从农业生产走向政治领域。第三阶段,是内卷化理论应用领域迅速拓展期。其显著特点是,内卷化理论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历史、社会制度、腐败、市场经济、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内卷化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它将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地诠释与被诠释,并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为社会学审视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     

乡村教师“内卷化”困境研究

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内卷化是一种投资收益不对等的情况,投入资源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这种内卷化困境在教育行业也同样存在。在乡村地区,由于教育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等匮乏,在教育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前提条件下,乡村教师往往长期从事相同的教育工作模式,缺乏教育创新以及教学变革,企图降低现有教育教学的风险,维持短期教育的利益。这种教育内卷化的困境同时也让乡村教师陷入了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局面。相对于城市地区,欠发达的乡村地区教师的内卷化现象更为明显,受到行业内卷、地域内卷以及个人内卷等多重影响。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在乡村教师"内卷化"表现的基础上,挖掘这一困境存在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内卷化与逆内卷化：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

逆内卷化是指社会交往突破地缘、亲缘关系的局限,向陌生关系延伸,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网络负载信息不断增加的过程。以往研究一致认为,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具有内卷化特征,交往网络局限于家人、亲属、同乡等熟人关系。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年轻一代流动人口城市适应能力的提高,以及面临的城市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为其扭转社会交往内卷化趋势、实现逆内卷化交往提供了可能。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变迁趋势,并比较乡-城和城-城两类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代际流向差异,结果发现:与"60后"流动人口相比,"90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仅部分具有内卷化倾向,而"70后"和"8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总体呈现出逆内卷化特征;"90后"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内卷化主要发生于乡-城流动人口之中,城-城流动人口不仅未出现内卷化特征,反而具有逆内卷化趋势。此外还发现,阶层地位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出现社会交往内卷化,而教育和家庭化流动对社会交往具有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在两类流动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的乡-城流动人口交往内卷化预示着生活机会减少和不平等程度加深,应引起学...     

审判中心主义下侦查权控权内卷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侦查权控权,从控权措施与控权效果的关系来看,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状态,不仅扭曲了诉讼价值、放纵了侦查权,而且通约了诉讼程序、抑制了辩护职能、妨害了证据规则。因此,实现审判中心主义,应当在政策控权理性化、程序控权精致化、监督控权真实化、审判控权规则化、辩护控权实质化等方面思考侦查权控权的“去内卷化”问题。     

社会学的“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阶层主要由城乡利益二元分割制度造成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以及地方与部门利益保护主义等则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体制与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农民工体制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制度惯性,从而导致农民工体制的内卷化与农民工阶层流动的内卷化.消除农民工问题的内卷化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异化劳动：“内卷化”现象的本质及其纾解

深入考察“内卷化”现象的本质、成因,为进一步实现劳动解放,向着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自觉劳动迈进提供了现实依据。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内卷化”成为异化劳动的起点;拜物教观念扩大了“内卷化”的异化性质;资本主义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摆脱“内卷化”的异化劳动本质,而社会主义具有扬弃“内卷化”异化劳动本质的社会基础,进而实现劳动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实现科学劳动和有序竞争,必须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还原拜物教的本质,超越物化追求,树立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念;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重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实现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共同进步。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

在国家主导的变革过程中,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组织变革实际上走向了"内卷化".居委会组织变革的内卷化指的是,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原有的居委会组织性质还得到了加强.论文分析了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的表现,指出居委会组织变革内卷化除了受制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宏观的国家诉求以外,还包括组织本身的资源约束、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来自于外界的权力约束等原因.同时,论文认为,在内卷化的组织变革之后,居委会也可能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借口来对抗基层政权对于居委会自治性的进一步侵蚀,从而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区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

作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维贫困近些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多维贫困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现实意义.文章回顾了传统方法的缺陷,归纳了多维方法的论辩,提出了如何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章认为,首先,应确立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地位;其次,研究者应避免成为“边缘人”角色;最后,强调动态和分层分类视角的重要性.     

“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本质是什么,其实践运行逻辑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从乡镇政权的性质与运作,乡村关系与乡村权力结构、乡村自治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内卷化’基层政权组织＂这一核心概念,以此强调该组织社会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的退化,自利性、赢利性和掠夺性动机的增强。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混乱,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因此,当前农民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严峻,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治理危机。     

供销社“去内卷化”路径探析——浙江“三位一体”改革之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革,供销社日益偏离组建初衷,呈现出组织旨趣盈利化、业务非农化、产权“悬浮化”、治理非民主化等“内卷化”特征,虽经多次改革但收效甚微。浙江以习近平提出的综合合作思想为指南,将“三位一体”农合联建设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依托农合联的非盈利组织宗旨、开放组织边界、多元治理结构、创新生态系统属性等特征,通过“增量改革”推进供销社“存量改革”,为供销社“去内卷化”开辟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浙江路径。     

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卷化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标,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人民文化福祉。但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却陷入内卷化困境：供给侧供给低水平重复、消费侧公众低度参与、服务效能低绩效运转。内卷化的存在源于体制壁垒引致的行业封闭运行与资源内循环,高技术环境下传统文化行业技术迭新滞后,以及社会文化变迁进程中的供需错位。为突破内卷化制约,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应完善政府购买机制以形塑资源获取的竞争性环境,借助数字信息技术的平台功能突破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内容和管理方式的内卷,实现传统供给侧保障方式向消费侧牵引的双侧协同改革模式转变,同时建立文化资本积累长效机制,塑造公众公共文化参与主体性。     

农机服务对小农户土地流转“内卷化”的影响

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扶贫工作使得其与乡村治理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村庄视角下微观层次的扶贫工作分析不仅关注扶贫工作的内容与机制,更看重扶贫工作所要对接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目标发生偏离的重要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带来的结果是扶贫工作的内卷化,扶贫工作的内卷化不仅影响扶贫项目的公益性和合法性,也会导致贫困者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更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变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产生。而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局面,不仅需要我们变革扶贫工作的宏观结构,消除不利于贫困者的门槛和制度,同时也要更多关注扶贫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将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贫困者心理的脆弱和集体行动的培育纳入扶贫研究工作。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困境——基于内卷化机理的阐释

"内卷化"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文中认为其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机理,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一旦定型于这种机理,就会陷入诺斯所说的"锁定"状态,进入恶性的路径依赖,任何从内部的制度创新都成为不可能。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本来是市场转型时一种过渡性身份,但现在却出现身份逐渐凝固化的发展趋势。在其职业劳动生涯中,由农村流到城市务工时,其职业流动是一种上升流动;而由城市再回流到农村务农,则是一种向下流动。通过尝试用内卷化理论描述农民工问题形成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农民工阶层内卷化的机制以及消除这种机制的对策。     

失地农民社会融入路径异化与内卷化研究

从理论推演看,失地农民社会融入并不会遵循经典理论构想或学者们预设的“迁移—适应—融入”线性轨迹演绎,而是会出现路径异化和内卷化。从实证检验看,基于1935个样本数据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相对安置搬迁时间为“7年及以上”样本,“1年及以下”到“6～7年”样本更容易融入社会,但融入优势具有逐渐变大再逐渐变小的演变特征。这说明失地农民社会融入会沿着“缓冲适应—快速融入—融入转折（路径异化）—融入内卷化”轨迹运行。为此,应加强搬迁前的思想教育、搬迁后的技能培训与就业支持并强化融入中的心理疏导和建立社区支持系统。     

去内卷化：乡村旅游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

发展乡村工业一直被视为打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道路,在我国得到广泛实践。那么,继乡村工业化浪潮之后兴起的乡村旅游,能否成为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途径？本文以桂林市阳朔县骥马村和龙胜县平安寨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对乡村旅游发展前后,两地的农业生产要素（劳动力、耕地、技术和资本）出现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可以成为突破农业内卷化状态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论文进一步对乡村旅游去内卷化效应的产生机制以及地理条件对于去农业化效应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剖析,并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内卷化

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内生性危机的典型症候,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得以产生的根由在于“唯数字论”的资本逻辑。但作为过程而非结果的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向纵深处发展则有赖于资本逻辑下“数字拜物教”的兴起,其与“数字拜物教”相伴相生共同扩张。而网络平台内容生产内卷化最直接的后果是“量”和“质”的全面颠倒,以及更加隐秘、更深程度的数字剥削。未来要想克服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无限内卷,就必须从“工具理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审美层面对内容创作者主体身份进行呼唤与重构,使个体和大众的自主性与审美实践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规划,从而打破网络平台内容生产的内卷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