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秘密与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法律问题研究

银行秘密作为银行保密义务的客体,是构成健全银行体系的一项基本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由于在促进国际税务合作、反逃避税方面的重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在坚持维护客户情报秘密性的银行保密义务与试图获得银行客户信息并在相关国家税务主管当局之间进行披露和使用的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为协调二者的冲突,必须对两项制度都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共同抑制,从而达到化解冲突的目的.     

全球投资治理下的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与中国对策

国际投资的双向流动缓释了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矛盾,美欧投资制度的趋同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影响减少了国际投资制度分歧,为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提供了驱动力,但南北国家投资保护理念仍有差异,加之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导致多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诸多障碍。基于对主要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文本分析可见,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多边谈判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投资准入、投资竞争、投资争议等条款。为减少谈判障碍,化解制度分歧,中国在推动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时,应选择能兼顾南北国家利益的谈判路径,以"共同发展"为导向,提供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可以兼容南北国家不同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并能灵活应对南北国家制度分歧的谈判文本。     

后TRIPS时期国际知识产权执法新动向

后TRIPS时期,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知识产权立法趋于完善的背景下,开始“步步紧逼”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美国和欧盟不仅强化其国内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而且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在双边层面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适用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发达国家的目标是将此种更高的知识产权标准纳入到多边协定中,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棘轮效应”的一部分以约束第三方国家。除WTO和WIPO外,发达国家还在世界海关组织（WCO）、万国邮政联盟（UPU）、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多边场所推行更高知识产权执法标准。这种在单边、双边和多边“多管齐下”同步推行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的态势,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国际投资中税收问题的区域性多边协议安排

为了在一体化区域内实现投资的自由化,促进投资的便利化,保证投资的规范化,越来越多的区域贸易协定将投资安排纳入到其调整的范围之内,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税收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区域投资自由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区域贸易协定并不涉及与投资有关的区域内成员方的税收安排问题,国际双重征税、税收歧视、税收竞争等税收问题主要交由成员方之间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来解决。但是,双边税收协定在解决国际税收问题上却具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因此,要想实现投资的自由化,并以此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不仅需要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还需要在区域性多边税收安排的构建上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双边税收协定在中国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

双边税收协定适用的法教义学阐释是要解决税务机关和法院适用双边税收协定中面对的法律适用、体系构造与法律解释这三个现实问题和难题。双边税收协定具有直接适用性，但是，不具有绝对的优先适用性。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由以概念和规则为内容的外部体系与以原则为内核的内部体系所构成，全面理解和掌握双边税收协定的规范体系是避免错误适用和解释双边税收协定的根本。双边税收协定在其内部构筑了由用语的定义性解释与未明确定义用语解释组成的独立自主、双层结构与解释依据存在先后次序的解释规范体系，无须借助外部的法律解释依据和方法。     

WTO对国际法的贡献与挑战

WTO对国际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拓展了国际法的适用领域以及强化了对缔约方国内法的约束。虽然WTO对传统国际法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实质性挑战,但还是在多边国际制度安排中能否包容不同经济制度、能否在维持互惠原则基础上更多地实现公平,以及是否允许社会精英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这三个方面做出一定探索。与此同时,WTO自身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区域安排的兴盛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新旧国际经济规则的冲突与交融过程中,要关注区域性协定的谈判及其影响。     

论国际税务合作法律机制的新发展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国际税务合作机制已突破传统的双边合作和区域性多边合作模式,全球性合作平台正在形成.国际税务合作领域从避免双重征税扩展到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款协助征收,税收情报交换机制和国际税收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同行评议作为一项全新的合作机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税收透明度建设.我国宜确立多元化的国际税收政策目标,在加强税收征管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强调优化企业的国际税收环境,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走出去”战略服务;通过国内法规及实践的完善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充分地参与国际税务合作,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的建立.     

WTO环境贸易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冲突及其解决

多边环境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矛盾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国家在采取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贸易限制措施时,以保护环境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从而影响了多边贸易协定作用的发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消除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国际社会当务之急。     

跨境电子商务不同所得的区分与确定问题 --对国际税收协定适用问题的思考

在电子商务时代 ,技术的发展已使得许多事物 (包括书籍、图像和音乐等 )可以被数字化。随着传送方式的变化 ,传统的国际税收协定已面临巨大的挑战。突出的问题就是营业所得 (销售商品所得 )、服务报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之间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造成有关国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适用国际税收协定时无所适从。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使得国际税收协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准确的所得定性 ,是进行有效税收征管和国际税收协调的前提条件 ,因而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目前 ,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和国际…     

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区别与晚近发展

联合国范本与经合组织范本,都在避免双重征税、避免国际逃避税等重大问题上,平衡来源地国家与居住国之间的所得分配,创制和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同时保护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两个范本是有重要区别的,联合国范本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经营所得的征税上,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作为征税根据的常设机构的存续时间的规定不同。在资本所得的征税上,经合组织范本规定,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在收入来源地完全免税,股息、分红收入部分免税,联合国范本则把这些问题留给税收协定的双方通过谈判来决定,实际上是为发展中国家保留一定的征税权。在个人所得上,"固定基地"是否应该被"常设机构"所取代是两个范本的分歧焦点。在程序问题上,经合组织范本最近引进的仲裁条款,以及情报交换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劳工标准实施“条件”模式的发展——基于对美式经贸条约中第三代劳工条款的分析

国际劳工组织主导的国际劳工制度在国际劳工标准推广和实施方面效率较低,而发达国家基于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考虑,将劳工问题与经贸问题捆绑在一起,利用国际经贸体制来间接促进国际劳工标准的推广与适用。美国主导的区域/双边经贸协定是其中的代表,并由于其利用司法化的争端解决程序和强制性执行手段来保障劳工条款的实施,而被称为“条件”模式。美式经贸条约中的劳工条款发展至第三代,不仅延续了该模式,甚至还有所发展。     

论国际证券的合作监管

进行国际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完善各国经济法律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各国不仅采取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进行直接合作,在共同认识较多的基础上还签订了一些多边协定,成立了国际性的监管组织。欧盟证券市场一体化是现今区域合作多边监管的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对其制度和安排的分析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涉外税收专业化管理的战略选择——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环境下的思考

自2008年1月1日起,伴随着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政策将实现统一。但由于优惠过渡期的存在,加之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税收协定的谈签与执行、作为居民国的税收管理以及零散税源、代表机构管理等涉外税收特色征管内容的存在,继续实施涉外税收的专业化管理有其必要性。因此,涉外税收管理部门应把握特色、突出重点,将涉外税收征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结合BITs缔结实践谈中国在WTO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应有立场

双边协定缔结和实施实践中所暴露出的大量问题昭示依靠双边协定的办法无法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统一和规范的调整,国际投资关系必将进入由多边投资协定统一调整的新阶段,而WTO因为其在成员数量、组织机构和争端解决方面的显著优势成为谈判缔结多边投资协定的最佳平台。本文拟着力分析在WTO平台上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时,中国应该如何结合本国的国情、维护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公平性

《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乌拉圭多边谈判的新成果,第一次对国际服务贸易进行了规范。作为多边贸易协定的重要部分,它同样遵循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和公平贸易的理念,但是由于其自身的特质,其在市场准入制度、国民待遇以及最惠国待遇等方面都反映了有别于GATT的公平理念。     

论多边文化支撑下的国际生态合作

多边文化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和谐世界的语境下,国际生态合作需要在多边文化背景下去探讨和分析。多边文化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有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和谐世界的文化解读。国际生态合作以多边文化为理论基础,要想减少生态利益冲突的危险性,必须关注多元文化之间的生态对话;同时,还需建立有效的联合国环境组织,以解决生态协定的"碎片化"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面临国内审批制度和国外投资经营壁垒的双重制约,另一方面又存在国内投资保证制度缺位,国际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一系列法律问题,使得“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为此,必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国际惯例,结合本国现实情况,不断完善境外直接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完善贸易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同时运用好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便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法律环境。     

跨境数字经济下“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解释性重塑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征免税界定问题透析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与发展,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成为沟通双边和多边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作为一个特殊的税收主体,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从业人员简单、地点分散、税收管征政策变化大,又涉及享受双边税收协定待遇问题,管征上有一定难度.为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维护我国税收主权,加强对其管征,尤其是正确判定代表机构的征免税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援引相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税收协定相关工作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征免税判定原则进行解析,同时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方法提出个人的见解.     

浅析电子商务下税收管辖权之冲突及其对策

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下,各国税收机关按照有关法律和双边或多边协议,对买卖双方进行有效的税收征稽。但随着具有全球性、虚拟性的电子商务出现后,各国税收机关很难对税收基本要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特别是以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为基本税收原则的国家,面对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势必要制定出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税收框架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对诸如如何确定常设机构、如何确定税收客体以及如何确定行为发生地等问题,各国税收机关和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就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国相关制度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