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保安处分制度初探

在风险社会中,社会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对社会风险需要建立并完善保安处分制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保安处分制度都应该建立在行政法领域中,保安处分制度不应该被刑法化,更不能分别规定在行政法和刑法之中.     

语境理论视阈下刑事职业禁止法律性质辨析

刑事职业禁止法律性质具有语境敏感性和语境依赖性,其辨析应立足我国现行刑事制裁体系的特定语境,避免突破特定语境限制随意植入新概念,或者径直援用域外刑法的相关概念。我国现行刑事制裁体系属于"体系性刑罚方法-散在性非刑罚方法"的特殊双轨制,没有保安处分制度的栖身之地,缺乏将刑事职业禁止归入保安处分的制度空间。刑罚之外的"散在性非刑罚方法"与保安处分存有属种之别,不是所谓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平行对立关系,保安处分之外尚有兼具保安处分与刑罚特征但又无法归入保安处分的特殊非刑罚方法。刑事职业禁止同时以(对行为无价值)报应责任以及人身危险性作为积极适用依据,否定其刑罚性质后,仍无法肯定其保安处分性质,唯将其认定为补强职业犯罪刑罚执行效果的"散在性非刑罚方法",始能契合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具体语境。     

论澳门刑法中的保安处分制度

保安处分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刑罚的刑事法律制度 ,在澳门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澳门刑法详细规定了保安处分的原则、种类及其与刑罚的关系 ,从预防犯罪和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 ,保安处分有其合理的理论基础 ,大陆地区刑法中也应建立保安处分制度 ,这是完善刑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和谐司法语境下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应是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和谐运转对于建立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至关重要。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本文拟从刑事和解制度和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被害人刑事程序权利的保障、遏制刑讯逼供和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几个角度,探讨和谐司法理念下的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     

中德刑事职业禁止制度比较研究

德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包括禁止驾驶,担任公职资格、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丧失,吊销驾驶证和职业禁止命令四项内容.我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刚刚设立,存在性质定位不明晰、范围界定不明确、相关程序制度缺失和相对确定期限太短等问题.借鉴德国的刑事立法,对比研究我国刑事职业禁止制度,首先,应当明确我国刑事职业禁止的性质为保安处分;其次,认定职业禁止制度的范围不能太宽;最后,建议我国刑法引入相关的程序法比较适宜.     

论我国保安处分的部门法归属

《违法行为矫治法》具有西方典型的保安处分特征.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部门法属性的争论,实质上即是对保安处分部门法归属的争论.作为一种制裁性手段,保安处分既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手段,因此,保安处分不可能被归属于行政法部门.理论分析和当今世界实践态势昭示着同一个事实,将保安处分归属于刑法是一种社会共识.理性地对待保安处分制度,就必须首先确立保安处分的刑法属性.     

论保安处分制度移植中的几个问题

保安处分制度与保安处分措施有着严格区别,我国应在移植保安处分制度的同时,也要对其改进以适应中国的实际;保安处分所针对的主体对象部分应严格限制在自然犯范围内;建构我国保安处分诉讼制度及赔偿制度对保安处分制度的实施与监督起着重要作用,以期达到保安处分制度在我国法律实施中效益的最大化。     

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关于我国刑法增设保安处分的思考

文章解释了保安处分的概念，分析了保安处分的特征，阐述了我国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建立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基本构想     

论正当刑事程序对诉讼监督理念的影响

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内涵包括限制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两个基本方面。正当刑事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辩护制度的完善、强制措施、侦查行为适用条件的严格限制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等无不体现了正当刑事程序的基本内涵。结合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新时期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活动也应当坚持正当刑事程序中的人权保障理念、程序正义理念、程序参与理念以及监督经济理念,从而切实履行好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     

恢复性司法——构建和谐社会在刑事惩罚性教育方面的有益尝试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减少犯罪,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如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加有效地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减少犯罪,是司法工作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恢复性司法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从恢复性司法之特征出发,阐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迁和恢复性司法在轻罪尤其是青少年轻罪的惩罚性教育中的优势作用及不足,提出恢复性司法试行、推广的条件、方式和措施,力求用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政策来解决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问题。     

构建刑事见证人制度探讨

刑事见证人能对侦查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体现程序正义,同时也能促进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进一步保障实体公正。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刑事见证人制度的基础上,评析我国刑事见证人的现状,明确刑事见证人的法律地位、完善刑事见证人资格制度、建立专职刑事见证人制度和强制见证制度等,以改变刑事见证人作用不充分,从而构建一个合理的刑事见证人制度。     

轻罪的界定标准与分类治理

犯罪分层是轻罪治理的应有之义。关于轻罪的界定,从立法和司法不同层面,采取“形式+实质”相结合的“综合标准说”较为合理。由此,轻罪可分为形式轻罪与实质轻罪。对于形式轻罪,无论“法定刑说”抑或“宣告刑说”,均难以充分反映轻罪的主客观情形。根据定罪量刑过程中刑罚的运行形态,形式轻罪可分为法定的轻罪、处断的轻罪和宣告的轻罪。其中,处于中间层的处断刑涵摄影响和决定定罪量刑的主客观要素,将其作为界定轻罪的标准更符合轻罪治理的目的需要。从类型化角度,对于实质轻罪考察影响罪行轻重的基本要素和变量要素,可将其分为单一的轻罪、复合的轻罪、转化的轻罪等类型。在轻罪治理方面,应当对轻罪“趋轻”的两极化刑事政策予以理性反思,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实质轻罪的出罪机制,促进轻罪的刑罚轻缓化,以实现轻罪的分类治理。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是刑事案件庭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保障将来的庭审活动能够集中、快速、顺畅地进行。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疏于对庭前准备程序进行学理研究与制度构建。对此,通过解读相关刑事立法,总结新《刑事诉讼法》所建构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及其性质、价值和功能定位,探讨当前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如何完善,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当前的劳动教养制度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立法严重滞后,程序存在缺陷,现有体制和方法、手段亟待调整。只有进行劳教体制改革,加快劳教立法,实现劳教适用工作的司法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体系,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才会有出路,才能有发展。     

论澳门刑事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制度——兼论内地新《刑事诉讼法》的有益借鉴

澳门刑事诉讼中的起诉暂时中止制度具有很多本土化的特色设计,是暂缓起诉制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作为一种起诉替代措施,其运用充分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兼顾了被害人及辅助人的合法权益,并且有利于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在非刑事化、轻刑化的现代刑事司法大趋势下,健全起诉暂时中止制度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内地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对构建和完善起诉替代制度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尚有诸多不足或不合理之处需予完善。而澳门地区较为成熟的起诉暂时中止制度就具有了“他山之石”的效用,我们应该善采“他山之石”合理之处,完善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让内地刑事诉讼中的这块“玉石”熠熠生辉。     

试论保安处分的中国化

控制犯罪的使命要求刑事制裁的多样化。本文分析了刑罚的社会根据、刑罚理论及我国的刑事立法,探讨性地提出了保安处分的中国化。     

论经济犯罪的刑事诉讼治理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治发达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尚未建立系统、有效的刑事诉讼治理模式。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刑事诉讼中,尤其是在侦查程序、审判程序中,设置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治理经济犯罪的有效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相关问题探讨

现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务中由于多方面原因,并没有得以良好的实施,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新近颁布并即将施行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与完善。     

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特别的未成年人起诉程序。现行的刑事程序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酌定不起诉存在适用案件范围狭窄、单一以及实体规则抽象、程序缺乏透明、后续保证措施缺失等问题,需从立法层面尽快修改酌定不起诉相关规定、明确酌定不起诉的主体和条件、改革刑事审查方法,增设监督、听证程序及后续观护制度,建构和完善未成年人酌定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