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水浒传>中酒及饮酒情节的反复出现,对<水浒传>叙事艺术成就的取得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要素,酒不仅贯穿了<水浒传>故事始终,成为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线索功用的同时,也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而且还巧妙地发挥着调整小说叙事节律并适时推动相关情节向高潮发展的叙事功能.同时,反复出现的酒与饮酒情节,对<水浒传>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意象也起到了强化与丰富的作用.     

《水浒传》中酒文化考论

<水浒传>中有关"酒"的描写,我们称之为酒文化.小说中所描写的下酒、按酒、酒质、酒具等酒文化,是宋元时期人们宴饮时习俗礼仪、饮酒器具、酒令娱乐等方面生动体现,是宋元时期人们世俗生活的反映.     

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词话>所依据的是繁本<水浒传>.本文通过细致的校勘和分析,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文章并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从人物的再现看赛译《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色彩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美国作家赛珍珠通过把<水浒传>译成英语将其介绍到西方,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如果把赛译<水浒传>放到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赛译<水浒传>在人物形象的再现方面存在着诸多缺陷:原文的语言风格大大改变;人物形象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对原作中英雄人物的歧视等.对于这样一部体现出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译作,我们应该进行修订或重译,以把我国优秀文化的遗产介绍给世界.     

从文化与文本中寻求历史真相——读吴子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

吴子林新作<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以深层的历史文化视角,立足于对金批<水浒传>的文本细读,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贯通,进行了整体性、体系化的美学阐释,为我们探寻金批<水浒传>的美学魅力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中有"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铁证".但是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可以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此语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     

《金瓶梅词话》“栈”考释

<金瓶梅词话>是以<水浒传>武氏兄弟的故事作为入话的,<金瓶梅>自传世以来诸版本系统和今日经整理的各种校注本多把<水浒传>的"栈"改为"赚",此处的"赚"实应为"栈",之所以产生错误,是因为不明了它乃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和风俗有关.其本义为古代的一种采用圈养方法、通过加大饲料用量及营养成分并减少动物活动时间来催肥肉用禽畜的技术,这在古代的正史、野记、农书、前人诗文和笔记都可以找到大量证据.     

《水浒传》韵文体系中赋体研究

<水浒传>中有一类近似于赋体的韵文,我们称之为赋体.它们形式整齐、笔法铺张、声韵和谐,用复调式的方法加强了读者对其描写对象的认识,与散文相辅相成,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环境描写以及气氛烘托的内容.另外,在作用上,它们还起到了调节叙事节奏、增加审美距离、贴近群众喜好等增加小说美感的作用,是<水浒传>韵文系统当中较为有特色的一类.     

“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论争述评

"两种<水浒>说"是张国光<水浒>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两截<水浒>说"是张国光对罗尔纲<水浒传>研究主要观点的概括.所谓"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的论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存在.双方(张国光与罗尔纲的捍卫者)真正的论争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本文对这场论争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简要述评,并对论争中所暴露出的学风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     

刍议客观定位赛译《水浒传》的原则与前提

赛珍珠荚译<水浒传>是译者向西方世界推介及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该译本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读者欢迎,但国内对其褒贬不一、誉毁难断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随着翻译研究逐步走向深入,译界有必要对赛译<水浒传>展开积极的探究与定位,以便为经典文献外译研究提供借鏊.事实证明,只有遵循科学的评价原则及满足所需的必要条件,才能全面而公允地定位赛译,促进本领域研究向前发展.     

水浒歇后语探略——兼论水浒的民间接受

水浒歇后语是民众对水浒故事长期体认的结晶。由于创作主体和流传范围的民间性,水浒歇后语较多地表现出关注弱小人物、注重生活内容及淡化政治意识等特点,与小说《水浒传》相比带有浓重的生活化色彩,真实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     

《水浒传》与说唱词话之关系新证

《水浒传》与民间说唱词话的关系甚为密切,明人的文献记载已披露了“水浒词话”存在的信息,而《水浒传》文本中诗词韵语等的因袭、重复以及人物、情节描写的程式化等,则充分证明了《水浒传》确实得到过民间说唱词话的孕育,其前身应该就是一部“词话”。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

现存文献中 ,最早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是明嘉靖时期的一批学者。本文从《词谑》入手 ,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传》的时间 ,从而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 (15 30年 )。通过对《词品》、《戏瑕》、《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 ,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 ,推断出《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 (15 2 4年 )。《水浒》在嘉靖初年成书与嘉靖初年的社会状况相契合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     

析《书剑恩仇录》对《水浒传》的借鉴

《水浒传》是类似武侠小说的古典小说名著，又是金庸的最爱，因此他初次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就在故事情节、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对《水浒传》借鉴，并以此推陈出新，成就了这部现代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后水浒传》的多重价值

《后水浒传》是《水浒传》的续书之一,是在《水浒传》之后产生的又一部歌颂草莽豪杰的英雄故事作品。小说写宋江等人死后转世托生为杨幺等人,发动了洞庭湖农民起义,继承和发展了水浒的事业。他们提出了"均贫畗"平等"等思想,反对招安、外族入侵。小说塑造了杨幺的杰出形象,以续书形式反映了明末清初的市民心理。     

中国“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毗邻河南的山东莘县举行,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的地理与历史掌故;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叙述的精神意义与艺术特点;有关《水浒传》文本及其渊源、文化精神研究;《水浒传》文学史影响及其当代价值定位问题。     

《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传播学分析

《水浒传》中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攻打官府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古往今来争论不休。古代文人多认为是忠义行为,也有部分正统文人认为是叛逆造反;上世纪20年代开始有人提出农民革命的说法,之后这一说法成为主导,似是不易之论;到了80年代才有人开始提出流民起义、忠义之举、武侠行为、反叛法律等非农民起义的观点。基于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学术界关于《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水浒传》梁山聚义性质的研究是一个假命题,由于人们的错误理解而进入《水浒传》研究的范畴,再加上我国文史不分的传统、阶级分析法的引进和政治形势使然,使得这一命题的研究俨然成了现实中《水浒传》研究的必然议题。     

论史书写作对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史书写作以及明代的野史观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评点中除了不自觉地将《水浒传》作为史书来看待,还引入史学笔法,由此产生的对《水浒传》以及宋江诸人形象的新价值取向,无疑使中国传统小说人物批评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其在评点修改《水浒传》时是在多数虚构的情况下,试图用史笔来对虚构小说进行修改,但又不过分囿于史书的框架,这无疑是中国小说创作与评点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