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精英政治的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政治精英历来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海外学者的持续关注.从时间序列的视角来看,中国政治精英研究历经从全能主义到派系政治、世代政治和技术专家途径的演变.全能主义途径强调精英共识；派系政治途径关注精英团体的划分和精英之间的冲突；世代政治途径则认为同一政治世代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并与其他政治世代不同,由此会出现不同世代之间的冲突和过渡.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新一代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精英日益增多,技术专家的研究途径应运而生.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研究明显趋向于多元主义,更加关注正式制度、央地关系、基层精英、精英流动等主题,呈现出研究中心多元化、资料采集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等特点.     

中国精英政治研究：一个基于CNKI文献的综述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政治精英主义思想的在国内传播,中国学术界开始对精英政治加以阐释和反思。国内对精英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精英和精英政治的界定、精英政治的合法性、精英的权力结构和功能、政治精英的形成与流动等方面。目前的这种研究有效地拓展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视域,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阶层分析都是一种有益的探讨,但还存在着研究内容上的偏执性、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和研究视角上的狭隘性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对于中国政治精英和精英政治的研究有必要从视角、方法、内容上进行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和深度研究。     

以协商规制精英: 精英政治在中国的未来发展逻辑

西方保守主义构成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哲学基础.精英民主看重政治决策质量,认为民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对大众的政治参与持怀疑态度.精英政治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于文化结构的前现代性,当代中国应培养现代性的协商政治文化结构来规制精英政治的弊端.     

地位分层与当代中国的科技精英

科技精英是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科技精英借助优势积累过程而形成,在科技人员的地位分层结构中呈现出来.科技精英具有较高的地位一致性,在分层的各个维度上都处于优势地位.中国科技精英的形成嵌入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变迁之中,与默顿学派提出的科技精英的优势积累机制存在一定差异.科技精英的个人生活史、活动场域、社会行动及其与宏观社会变迁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较量——读《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有感

本文在结合陈刚的《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的内容上,关注中国不同时代背景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发展状况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深入分析中国的文化发展经历了70年代的精英文化"一枝独秀"、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众文化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并带来新的消费主义的几个主要进程,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较量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背景进行的,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与新的社会结构产生强烈的共鸣。     

西方精英民主理论的演变——熊彼特及其先导思想家

当代西方民主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精英民主的模式运行的,而熊彼特是西方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的民主思想受到其先导理论家的很大影响.只有把握了熊彼特与先导理论家的关系,才能理解精英民主理论的来龙去脉.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早期精英理论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为熊彼特发展其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反面素材,而韦伯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则是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正面来源.熊彼特对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政治精英和民主制度结合了起来,从而使西方民主理论走出了尴尬的境地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使命与诱惑之间——试论大众文化勃兴下的精英文化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的兴起,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格局,打乱了一向由知识精英占据的文化园地.至90年代,大众文化蓬勃发展,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大众文化的繁荣中潜伏着种种文化危机,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及精英意识与普泛的大众文化诱惑之间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坚守精英意识并呼唤人文精神应是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     

当代绘画中的“去精英”现象

传统精英绘画是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小众艺术,这种艺术在时代转变后已寿终正寝。在当代艺术市场条件下,精英与非精英的区别与社会身份和服务对象有关。精英画家以服务于上层社会为主,非精英画家以服务于中下层社会为主,两者多有经济收益不同而少有艺术质量不同。因此,除了经济意义之外,我国当代绘画已鲜有文化上的精英意义,部分当代画家为寻求生存会选择伪高雅的创作方式,此外则是大量表达世俗欲望的凡俗绘画的泛滥。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有关,富裕阶层的附庸风雅习气和文化管理部门的物质刺激手段,使当代绘画成为缺少文化指征的市场牺牲品。     

技术观研究的精英途径--新中国技术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新中国技术观的形成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使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话语;学术研究的不充分使学术共同体在论证、诠释、放大精英技术观的层面上发挥着社会作用;而公众对政治既敏感又不积极参与的态度及其科学素质的低下,使其在国家技术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十分微弱.由于中国技术观自上而下的形成过程,在新中国技术观的研究中,精英途径居核心位置.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

乡村精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村治制度的切入点,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乡村精英的探讨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讨论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以村庄记忆为参照物,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庄记忆这一现代化产物的变迁中行动的策略问题,以精英的行动策略为对象分析和反思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是如何在农村社会中得到反映和体现的。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的精英能动性及其局限

农村精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这表现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要实现农村社会的发展必须重现农村精英的能动性,同时必须警惕其局限性,具体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精英素质等措施,发挥农村精英在转型期的巨大作用。     

当前中国阶层流动固化趋向与治理路径分析——基于集团分利视角

阶层流动以精英流动为主要实现方式,精英流动受阻意味着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是集团分利的后果之一,是“机构僵化症”的同义语.中国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各类精英集团,精英集团的分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集团式垄断,而阶层流动又以资源占有为前提,精英便趋于集团内或集团间复制,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实现公平分利以建立良性精英流动机制、适度硬政权建设以打破分利集团联盟及制度变革与创新以重构利益格局是消除阶层固化的路径选择.     

精英流动与中国引入近代教育的首次尝试——兼论科举制度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阻碍

在19世纪,中国饱受了外来侵略,国内的行政和社会处于崩溃边缘。知识分子与执政精英之间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为了挽救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前所未有的改革。鉴于儒家政治传统的重负和人才是有效性管理的关键,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是建立能够培养出更好地应付一套新型问题的人才和系统。由于中国已经具有一个漫长而古老的传统的教育和招募官吏的机制,这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化。传统系统实际上是学生与资源的一种竞争,它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服务大部分中国人的需要。改革家很快发现,建设新系统不容易,建设新系统必须在传统系统这一特定背景和领域内发展。所以,中国的第一次实施教育和官吏招募的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中国的传统教育和科举制度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巨大阻碍。     

新加坡精英教育培养体系及其经验借鉴

精英教育是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英人才为目的的高质量、高标准的分流教育,也是一种差别化的可以体现教育公平的教育。新加坡通过采取精英教育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其独特的精英教育培养体系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新加坡精英教育体系是一种通过分流考试选拔精英并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型精英教育培养体系。中国的国情和新加坡有很多相似之处,我国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仍然需要再实行精英教育,但是我们的精英教育存在许多问题,通过研究新加坡精英教育的培养体系,借鉴其成功之处可以给我们的精英教育带来启示,提高我国的教育实力,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谈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并举

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至今的短短几年,我国已经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为迎击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诘难,一些学者提出了扩招后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与扩招前的"精英教育"有别的论点以回避问题.但是精英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方法,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否无关.我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既需要普通劳动者,也需要精英.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大众化与精英化并举,并可从加强分类指导、强化精英意识、加强政策导向等方面逐步推进.     

对大众化背景下我国精英教育的思考——当代美国精英教育的启示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必然向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两个方向发展。然而，我国对精英教育的认识还存在高分就是精英、拥有高学历就是精英、名牌大学培养的都是精英等误区。借鉴美国精英教育成功的经验，提出我国精英教育应从改革传统教育模式、转变人才价值取向、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探寻培养创造发明人才的模式等方面入手。     

试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结构的整合与创新

深入剖析一国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了解该国政治体系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在精英和大众层面都存在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文化三种类型的交织与分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应以发展和权利、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指向,探寻其整合与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