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与德治刍议

人治在国家治理中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并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由于人治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故应当摒弃;法治在国家治理中虽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单靠法治国家是治理不好的;应当充分认识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的治国方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德治不等于人治

会计信息失真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为此对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和原因进行剖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人治与法治之争及其启示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反对以人、以言代法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以术治国”、以“治法”为法治 ,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先秦儒家的人治学说

人治是先秦儒家治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周人“德配天地”和“惟德是辅”思想的基础上 ,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人治思想体系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论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官员诚信

一　　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个基本美德。诚就是真实不欺 ,既不自欺 ,也不欺人。对自己 ,要真心实意地为善去恶 ,以诚立德 ;对他人 ,要开诚布公 ,真实无妄。信是五常之一 ,其含义包含诚实不欺 ,但主要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作为“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的诚信 ,不仅是普通人必备的基本德性 ,也是为官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因而是传统政治伦理体系中对官员行为的必然要求。这一政治道德规范在历史上对于约束各级官员的行为 ,协调权力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 ,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诚然 ,现代社会与传统…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历朝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加强对官吏的管理与控制 ,其中 ,依法治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唐王朝 ,这个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繁荣昌盛巅峰的鼎盛王朝 ,在依法治吏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 ,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内容全面、结构严谨的治吏机制。一唐初 ,统治者为了实现社会安定 ,缓和阶级矛盾 ,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外 ,还特别注重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设。唐代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形式。律主要是刑事镇压的法律条文 ,其中也包括民法、行政法、婚姻家庭法和诉讼法的规范 ,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令是国家的组织制…     

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从唐王朝如何完备与治吏相关的法律制度,如何发挥监察机构对官吏的监督作用等几个方面,概括并分析了唐王朝依法治吏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以古鉴今,对我国当前如何确保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进行了探讨.     

"以德治国"与经济伦理学

一般来说 ,治国是对有治国权力和责任者而言的。在我国 ,是通过党领导人民群众来实现治国的 ,因此 ,“以德治国”就意味着 ,对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共产党来说 ,现在治国依据不仅是法而且是德 ;对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来说 ,接受领导从而实现治国的依据也是法和德。因此 ,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意义就是 ,明确现在治国的依据、基础是法和德 ,党与人民群众有关治国的共识是法与德 ,只有在法与德的基础上才能实行和接受管理。我国经济伦理学者近年来已经提出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经济 ,而且是德治经济。这与“以德治国”对经济…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环境伦理坚持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环境伦理观是当今环境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作者通过剖析这两种环境伦理理论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在处理环境问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所处的困境 ,论证了树立与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的合理性     

伦理道德对“法治”的基础性支持维度

“法治”不同于“法制”和“依法治国” ,它的实质是一种正义、自由精神 ,而这种精神与伦理道德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法治精神的外化即法律的基础在于伦理道德原则 ,不论是其合理性还是其秩序的建立 ,都要以伦理道德为保证 ,而且法治的具体实施即立法、执法和守法更是需要道德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