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枢纽型社会组织: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及其破解

目前居委会陷入"身份困境",一方面法律将其定位为社区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与工作运行陷入行政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居委会功能发挥的行政化、相关规章制度与工作运行的行政化,从而造成居委会身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身份"困境原因以及后果的探索,提出居委会需将自身打造成为社区内枢纽型社会组织。不仅能够破解居委会的"身份"困境,多层面的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完善社区的自治与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挤压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嫩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自治营造良好的自治生态环境,让政府真正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公共事务管理中退出,重塑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以社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广西宜州市龙安村安宁社区自治的调查与启示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运动,村委会出现了“无钱理事、无人理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了村民自治内在的“成长的烦恼”与“发展的困境”。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中,社区自治是一种有益的形式。在村委会工作陷入困境的当下,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成立社区并探索适合于各地的模式,实行社区自治,具有推广性价值,有利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协商民主: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运转机制

长久以来,居民自治受制于原有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整体的发展相对缓慢,以行政化为导向的社区管理占据着主导地位,导致自治组织弱化、自治功能萎缩、自治制度空转。居民自治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制度的瓶颈"。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自主空间增大,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制度创新的实践增多,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以自治化为导向的社区改革,其中带有"协商民主"元素的居民自治实践最具有启发意义。追根溯源,这些实践是协商民主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居民自治遭遇困境后,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居民自治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资源。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     

和谐视角的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当下村民自治因较多依赖国家供给,忽视了农村内生秩序,从而产生诸多困境。为走出困境,应“唤醒”农村自治元素,整合农村自治资源。推动农村内生机制的构建,并以此重构农村内生秩序。农村社区建设是一条可承载建构农村内生秩序的路径。它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旨在培育国家制度供给在农村实施的土壤,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村民自治由内向外、外力辅助的发展规律,可为村民自治奠定厚实的社会基础。顺应上述思路,农村社区建设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由组织农民向农民自我组织转变,二是要重新认识基层政府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定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基本职能的转变。如此,才能走出传统国家供给的误区,与村民自治协调共进。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困境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居民自治具有较长的历史,但与村民自治比较,其民主自治程度却不如后者。居民自治存在着种种问题,使其民主发展面临重重困境,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法理学的视角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法律对策,是摆脱这一困境的重要思路。     

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社区建设陷入了“共同体困境”。农村社区建设要突破“共同体困境”,关键在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自治”则是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重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空间重组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以集体产权发展壮大为引擎、以协同共治为主旨构成了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的社会根基。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再造必须通过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政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壮大集体经济产权、培育社区组织、充实社区发展资源、开创协同共治格局等路径全方位展开。     

论居民自治视角下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而居民自治和社区建设都离不开社区党建工作.当前,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着现实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尽快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格局,实现社区党建工作和社区建设发展的"双赢",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之所以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就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执政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因素构筑的多中心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在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因素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构建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

合肥市西市区在开展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中 ,把社区自治组织建设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基础工程来抓 ,以推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和逐步自治为中心 ,采取多项有力措施 ,努力推动了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城市社区发展新型动力机制的形成。     

社区自治的组织架构及其启动运转

根据现代社会组织的运行原理,只有在议(决策)、行(执行)、监察三者相对分开、相互制约而又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中,社会组织才能够正常、健康地运转。社区自治的落脚点在基层,其载体是社区居委会。而社区居委会作为一个城市居民自治的组织,它不宜采取科层制的体制,而必须采取平面化、契约化的非科层制的体制。这种体制不是一种层层辖制的体制,而是一种有分有合、分合得当的联盟式的体制。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