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

在报刊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文章,他们在忽略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恰当地片面强调单纯靠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时,往往引证马克思的Jeder nach seinen Fahigkeiten(“各按所能”,或译“各据所能”)这半句话的错误译文“各尽所能”,似乎马克思在主张“按劳分配”的同时还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应“各尽所能”。其实,这完全是由错误的中译文产生的一种误解。例如,《光明日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所刊《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是以各尽所能为前提,它要求每个劳动者全心全意,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主义劳动……。”     

现代主义还击——评有关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两本书

萨鲁普的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一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思想的扼要、浅显和朴实的摘要:拉康、德里达、富科、德勒泽以及夸塔利(这二者的简历特别详实)、利奥塔伯那德-亨利·列维费里德里茨·吉米森。除此之外,他还解释了他们的知识先祖和挑战者:尼采;还有列维-斯特劳斯、阿多尔诺、哈贝马斯等。萨鲁普的著作有三章关键内容解释主要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第一章解释在拉康看来一种符号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自我由语言     

关于决定理论的分析

决定理论最先的蓍作倾向于经典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我汇集了一组与此有关的论著,在他们看来,经典理性主义思考方式能使人们对在形式主义外表下的现实作出良好的描绘,也能对机制作出更好的分析,并能对“最好”的决定规则作出归纳。 然而,这个思考方式在大量与此相关的研究中隐含着的问题是: 1.决定者是杰出的行动者,其行为很富有理性。决定是这个行动者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用十分理智的手段从已知的抉择中进行的选择。     

“跳槽”——多元选择及其社会效应

本文采用观察法、访谈法及个案研究等方法对发生于个体层面的职工“跳槽”，即企业劳动制度改革而致的劳动者自由流动现象进行探讨。文章首先界定“跳槽者”概念，并依其不同的行为结果将跳槽行为分为Ａ、Ｂ、Ｃ三种类型，即具有一般社会意义、具有特殊社会意义、具有特定社会批判倾向的职业流动行为。对“跳槽行为”的社会效应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对已有劳资关系的挑战，对“劳动者是什么”的重新认识，以及“跳槽者”以职业边缘形态构筑的私人生活领域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理由”的概念与黑格尔的目的性本体论

自从古希腊哲学发韧，对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的发问便被放置到对存在者之存在根据(理由)的探索之中。在理性本体论产生之后，事物存在的“理由”往往是从其合理性方面得到解释。这里知性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黑格尔对理性本体论的扬弃主要在于，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本质性的本体论”，而思辨哲学则是一种“目的性的本体论”。但它们都仍然属于本体论上的理由解释的层面。在本世纪哲学从认识论上的“理由”重新回到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总体思想语境之中，黑格尔的目的论思想再次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     

上海女孩

三十大几岁时,作为“人才”被引进上海,至少在皮毛上是上海人了,但骨子里的上海化看来是需要些时日的,至于终生能否彻底完成“上海化”亦很难预知,因为这牵涉到对地域社会文化、心理和时尚习俗的深层认同。改革开放的今天,上海门户大开,人员流动频繁,原不应过于关注上海人、外地人的区分,上海人何如,外地人何如,都不宜概而论之,这道理我自然十分明白。但上海女孩之“讲实惠”,即爱情婚姻方面的“功利理性”,“执着”的爱情婚姻价值追求,仍然使我感到费解而特异。走出岂止是不和谐的婚姻泥淖,我对“单身贵族”自由和落寞的双…     

论远古神话的文化意义与研究方法

一在人类原始文化中,神话居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从功能观点看,上古神话至少具有如下三种社会作用: 1.它是一个解释系统; 2.它是一个礼仪系统; 3.它是一个操作系统。所谓解释系统,就是说,神话是远古先民的“哲学“和“科学”,他们要用这种意识形态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解释人际关系,解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解释他们自身的来源和历史。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 (JSNET2009) 广州、上海、厦门、 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 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 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 劳动力市场中, 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 职业流动是 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而人力资本因素 (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 对他们 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 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 用, 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 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职业流动 收入分层 人力资本回报

Us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Social Networks and Occupational Experience in Chinese Cities in 2009” on five cities (Guangzhou, Shanghai, Xiamen, Jinan and Xi’an), this paper examines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urban workers’ patterns of job mobility and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in the post-reform era. The results show that workers with high educational levels and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al levels occupy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paths to economic status acquisition. In the case of workers with a low educational level, job mo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boosting income levels, while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years of schooling and work experience) have no effect on income. By contrast, job mobility has no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workers with a high educational level, whose income stratification is most affected by their human capital.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two-track model of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in different urban labor markets in transitional China.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

本文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2）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3）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4）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CFPS 2010、2012）和动态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IPTW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Market Transition,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job mobility patterns of members of society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of different labor sectors to 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 leading to further differences in their power of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that influence people’s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These forces are strongest in the primary labor market, less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workers will leave their jobs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sector mobilit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changes in the power to allocate social resources have entail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changes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in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ur examination of changing modes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e of urba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changed from being mainly systemic at the outse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of systemic segm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就业市场中间人行为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劳动力市场上中间人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影响其分享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帮助和最终成功匹配的因素。研究表明，就业信息的分享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效用论”而非“地位效用论”。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人并不热衷于信息分享，而就业帮助体现了趋异性交往原则。中间人倾向于向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此外，间接关系比单一的强关系或弱关系更能预测人情资源。教育水平较低和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对社会资本依赖较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依赖关系渠道。企业设立固定金额的推荐奖金可促进员工分享就业信息概率，但不影响成功匹配的概率。     

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成为自我经营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进行就业选择。简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者比自我经营者的教育回报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在矫正了样本选择偏差之后,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对工资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估计结果在5.3%-6.8%之间。从培训角度看,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简单培训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而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则对其工资收入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此外,工资拖欠等权益保护问题也对农村劳动力再流动有重要影响。在处理农民工的个人异质性和教育内生性问题时,本文还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不是一个理想工具变量。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