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对称的“子”应为人称代词

古汉语著作经常用“子”来指称谈话的对方。这种用于对称的“子”(以下简称为对称“子”),历代学者都释之为“男子之美称”或“男子之通称”;《马氏文通》独创新说,认为它“每用如代字”,是代替“尔”“汝”的代词。现代语法学家则否定马氏的说法,延用传统观点,明确指出“子”是尊称,是名词。例如王力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二八页中就写道: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举例中就有对称“子”例;又如郭锡良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子”是名词,不是代词,当它被用为‘汝’的意义的时候,只是借名词为尊称。”(见该书第三六五页)     

中国十四行诗的历史回顾(下)

<正> 中国早期第一位多产的十四行诗人——朱湘毫无疑问,新月《诗刊》的同仁们在十四行诗的鼓吹上,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对于十四行诗的创作,却大都采取着“浅尝辄止”的态度,没有留下太多的作品。在中国十四行诗创作的第一次热潮中,真正用了很大力气,做了多方的试验来进行     

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问题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同源字论》,别开生面,从音义的结合上研究同源字,作为一门新的训诂学,为我国的传统语言学增添了异彩。 对于上古声韵系统的认识,是研究同源字的条件之一。王力先生指出:“判断同源字,主要是根据古代的训诂”,但是“同源字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必须以先秦古音为依据,因为同源字的形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代的事了。”这就说明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大家对上古声韵系统的看法相同,从语音方面分析同源字的结果也应该会取得一致;反之,如果对…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李大钊——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的创建者

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大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不仅是我国最早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之一,而且,1920年3月,他又在我国创建了最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但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何时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问题时,有人认为参加过第二国际会议的江亢虎“1911年就组织过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也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司马璐在《中共党     

关于“元音占优势”的问题

关于“元音占优势”的问题翟光在讲述现代汉语语音特点时，差不多都首先提出“元音占优势”的说法。较早提出“元音上优势”说的是王力先生。他在解放初期出版的《汉语讲话》中，在“汉语的特性”一节里讲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元音特别占优势”。他说：“在许多语言里，辅...     

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超脱的诗意与执着的人生──老庄思想在戴望舒诗中的溶受及其意义

关于戴望舒,以往文学史家和诗评家都比较侧重于研究他受理论的和现实生活的影响而在诗风上的某些变化,往往忽略道家思想在他身上的自觉不自觉的渗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未能揭示出他诗歌“绝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怅惆”①的部分真实原因。本文无意重述人们公认的一般性影响,只想就戴望舒受中国道家思想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他诗歌创作这一文化循环过程,揭示这种溶受的本质意义,从而对戴望舒及其诗歌的真面目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并给予适当的评价。 对于戴望舒有无受我国道家思想影响的问题,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翻开望舒诗稿,接二连三映入眼帘…     

李大钊同志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的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领导和组织北方,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且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同志不仅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也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版过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论述“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时,对李大钊同志的功劳都作了肯定的评价。因为“史略”、“史稿”的性质所限,所以论述未得展开。长期以来,“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批无产阶级…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上)

<正> 古汉语的词尾研究是很薄弱的一环。薄弱的主要方面就是词尾的全貌或数量不清。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词尾”一节仅言“文言里却有明显的形容词词尾,就是‘然’、‘焉’、‘乎’、‘尔’‘如’等字”,未及其他。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1943年)主要论近代汉语,上册第三章第二十节“记号”,实际是分析词头词尾的,所言词尾有“儿”、“么”、“子”、“们”、“头”、“了”、“着”。王先生1980年出版的《汉语史稿》在古汉语     

戴望舒诗歌创作论

<正> 戴望舒是极富魅力的,不论是诗,还是人。他的诗中不乏精美细致、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他总能够在人们尚未对他旧的风格产生厌倦的时候便推陈出新。同时,他的诗“是中国古典诗词在现代语言中的延伸,又是中国与西欧文化间的一座桥梁”(《生活的梦》苏洲娜·贝尔纳),是象征主义及其后裔现代主义的部分流派诗歌理论在中国     

论中国的《现代》派——兼论戴望舒其人其诗

《现代》文学月刊不是同人杂志、文学社团,并主张文学风格多样化,称它为“现代派”、“现代主义”不符合历史事实。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从整体看,与西方“现代派”仍有很大差别,以戴望舒的诗为据论定《现代》是“现代派”则更不恰当。戴望舒要求中国新诗同时摆脱中国诗和西洋诗的两种格律枷锁,是值得赞赏的。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谁首先提出的?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武昌起义后,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或者说:“张謇利用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来瓦解南京政府,是从内部帮忙了袁世凯,离间了革命政权。”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由此可见根本不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可说是“张謇利用章太炎提出的这个口号”。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章太炎曾经重复过张謇提出的口号,由于章太炎     

《诗经》中的“兮”字

兮字是《诗经》中典型的咏叹词。《说文》云:“兮,语所稽也。”段玉裁注:“语于此少驻也。”刘勰认为:“语之余声。”《诗经》时代兮的读音或以为入支部,或以为入歌部。前者从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直至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附表都是如此。但段氏又说“第十七部(即歌部)     

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创性

三十五年前戴望舒于北京病逝,胡乔(?)、卞之琳等在《人民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他为“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三十五年来,对戴望舒诗作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争议的作家之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争论的双方都把对戴望舒的评价与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价完全拉扯在一起,他们过分看重了戴望舒诗作受欧洲象征诗派影响的一面,而忽视其独创性的成就。我们认为:戴望舒的诗歌之所以能产生较大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引进欧洲的象征主义诗     

关于词尾“家”的时代和古今关系——与吕叔湘先生等讨论

<正> 吕叔湘先生1949年写有《说代词语尾“家”》,详细地阐释了“谁家”、“我家”、“你家”、“他家”;“人家”;“自家”;“咱家”等四组代词的“家”都不是作领格用的,是非领格的用法,即是词尾。这是迄今为止讨论词尾“家”的最早,也最详细的一篇文章。因为撰写较早,有的认识不尽完善,本文试作一些补充和讨论。首先是代词之后附缀“家”的历史时代,吕先生虽未明言产生于何时,但引录的书     

章太炎与社会学之传入中国

提起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人们很容易想到严复和他的《群学肄言》,而与其同时代的章太炎,人们往往只知道他是个国学大师,清末民初“有学问的革命家”,至于他和社会学传入中国有什么关系,起过什么作用,了解的人不多。事实上,章太炎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翻译了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并最早使用社会学一词的人。章太炎(一八六九年——一九三六年),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他的号,浙江余杭人。     

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社会研究方法述评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英国,其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回国后,费孝通先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地调查,发表了诸多经典的调查报告。他一生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土本化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获得过"赫胥黎奖"和"马林诺斯基奖"的亚洲学者。 费孝通先生对《社会》杂志的发展曾寄予以极大的关心和希望。他曾为《社会》创刊号寄文,其著名论文《江村五十年》也是首先发表在《社会》杂志上的(1986年第6期)。在即将迎来他95岁华诞之际,本刊特刊发一组有关他学术思想的述评文章。     

人文中国

王夫之（1619～1692），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又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他所生活的时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百家争鸣”的高潮．他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开“六经”生面而振兴民族为己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富有创见的大师，其学术成就精深博大。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阐发其精华，     

“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谁之永号”谈起

《诗经·魏风·硕鼠》中有这样两句诗:“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对其中的“之”,古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说:①“之”是动词,此说源于郑玄。《郑笺》:“之,往也。”此说影响甚大。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就将“之”解释为“往”,并将此句串讲为“谁去了还长叹呢?”②“之”是句中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其也。谁之永号犹云谁其永